莫之许先生的几篇评论维权绝食行动的文章

（这几篇主要写在维权绝食时期的2006年的文章，简直就是一个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行动纲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心中的许多疑惑。）

化繁就简说民主—我眼中的维权绝食之一
作者：莫之许

前些天去万圣书苑买书，好家伙，有关民主的书整整一书架，有关宪政的书还是整整一书架，不由想到，尽管民主的现状在中国依旧很不如人意，甚至有关民主的的认识（这一架子的书就是证明）也依旧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民主之于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话题，确实可以肯定的。


是的，我们要民主，由此我们也展开了什么是民主，以及如何达成民主的长期认识和讨论，在这里，我不打算从观念的角度入手，倒是想用一个更经验的方式来谈一谈。我想问的是，什么是中国民主实现的标志性事件，以及，要实现这一标志性事件，需要经过怎样的步骤？

我认为，中国民主实现的标志性事件，是且只能是一次由选举决定的和平政权更迭，只有到了那一天，中国的民主才算是真正实现。进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逆推，要实现这一标志性事件，将有如下几个关键性步骤：

1、要实现和平的政权更迭，首先需要有参与选举竟逐政治权力的合法反对党；
2、要出现有竟逐政治权力的合法反对党，首先需要有公开其政治主张并不受干扰地活动的政治团体；
3、要出现有公开其政治主张并不受干扰地活动的政治团体，首先需要能够公开表达政治主张并不因其主张受到干扰和追究。

其实，只要把1、2、3的顺序颠倒过来，就会发现，3就是我们常说的言论自由，2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社自由，我的分析并无丝毫新意，但之所以这样分析，不过在于强调其间的实践顺序，毕竟，自由民主不仅仅是价值和理想，也是实践和行动。

刘晓波先生最近文章指出，言论自由乃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最初一环，而我在此愿意再补充一句的是：政治言论自由乃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最初一环。因为，检验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否真实存在的检验标准，不是一般之言论与结社，而是政治言论与政治结社。因为，只有所有言论都自由，才是真言论自由，也只有所有结社都自由，才是真结社自由，而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可能对统治者造成威胁的政治言论和政治结社，必然是所有言论和所有结社中最后实现的自由权利。只有政治性的言论自由实现了，才可能出现政治性的结社自由，也才有政党竞争出现的可能，也才有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那一天。

那么，怎么才可能获得政治言论之自由呢？多年来，受有意无意的误导，许多朋友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同于所谓的开放报禁和开放党禁，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从理论上讲，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都不是政府所赋予的权利，政府对言论和结社所施加的禁止本身即属于违背人权的举措，因此，从个体而言，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不待政府开禁，即可行使；个体行使权利而受到压制，固然表明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该权利并未得到有效落实，但个人自由言论和结社的权利本不来自于政府的许可，而可以自由行使，且这一自由行使本身就是最终全面有效落实的不二途径；因为，从实践来讲，只有言论自由的实践无可禁止的时候，方是政府不得不开放言禁之时；只有结社自由的实践无可禁止的时候，也才是政府不得不开放党禁之时。

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要让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个体依据其自由行使政治言论的公开表达，乃是最为基本也最为迫切的行动。感谢互联网的出现，虚拟世界里的公开表达已经成为了现实，进而，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将虚拟世界里已经可以公开自由地表达的自由，移植落实于现实的土壤，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将虚拟世界里的那些声明那些签名，带到现实世界里，不再是对着ID发言，而是对着活生生的人宣读；我们所要做的，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当然，也需要一定的勇气。

我个人以为，中国自由民主之路看上去非常遥远，但是，化繁就简看民主，其实也就这么几个步骤，也就这么几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既然虚拟的言论表达已经可以自由涌现，那么，将其扎根于现实的土地就不再遥远；进而，既然言论表达可以实现，那么同声相求地共同表达，也就不再遥远。。。。。。从实现自由民主的最终目标来看，似乎长路漫漫，而从当下可以达成的追求来看，其实有努力就有收获。

从这个角度看高智晟和郭飞熊、胡佳等人所参与的维权绝食运动，不难看出，这就是一次政治言论的公开表达，从郭飞熊等人的新华门之行，直到现在的继续坚持，都是在现实的土壤上，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其观点容或有对错（我本人就不赞同他们的许多看法），但其表达的努力，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因为，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政治言论自由的空间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通过他们的努力，达成政治言论自由的那一天将会提早，而不是推迟。

4/1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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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脏，但并不更坏——我看维权绝食之二
作者：莫之许



那天和胡佳夫妇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吃饭，我发现，经过40多天的关押和30天的绝食之后,胡佳还是那么的有生气，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的灿烂。我当然知道，这首先要归结于胡佳本人良好的心态，更要归功于胡佳那让人敬佩的妻子，但是，我也不由得想到，如果换成另一个时代，或许，我们既无缘在40多天后再见到胡佳，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又再见到他阳光般的笑容。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近年来，官方对各种政治异动的打压在表面上一直呈现出某种矛盾的状态，我个人以为，这里面存在着三种表面的矛盾：首先，是重判与轻判的并存；一方面，是对包括新青年、许万平、师涛等人不减严厉的重判，一方面，则是对刘荻、杜导斌、孙大午等人出人意料的相对宽纵；其次，是行为上的严管与言论上的宽纵，近年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行为控制并未撤消，甚至连看管也未减少，但是，对于政治异议人士的言论，却近乎默许，刘晓波先生的大作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陈子明先生主持的网站，也在官方的眼皮底下，存活过很长时间，更为显著的是，王怡、余杰、焦国标等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所发表的政治异议，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连其出入境自由也未受到影响；最后，是轻知识分子重草根民间，轻言论而重活动，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格于国际压力和知识分子在国内本身的影响力（尤其是这影响力依托互联网而日益放大），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基本被处于宽纵的状态，但是，无论是民间自发的上访或维权，还是知识分子试图走入民间，都受到远为严重的打压：李柏光、赵岩、陈光诚，郭飞熊等人的遭遇与上述王、余、焦等人的境遇之别，就是例子。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些矛盾有可能出自各执法单位、各行政地方当局的政治敏感性不一致，但是，以我个人之见，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着统治当局的意志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上述看似矛盾现象，其实在透露出官方所划定的底线，那就是：严厉惩处与官方认定的境外敌对势力有接触的行为，如师涛；严厉惩处组织化的企图，如新青年；严密防范现实的串联，所以要严管行为；严密防范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结合，如李柏光、赵岩、陈光诚，郭飞熊。而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不得不迫于形式，而作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读高律师与丁老师在此次维权绝食中的分歧之所在。由于高律师所倡导的绝食维权，几乎是在所有官方设定的底线上进行了全面的突破：首先，是与境外势力始终保持着互动；其次，各地联动的绝食步骤，当然脱不了组织化的嫌疑；其三、已经有了与访民的互动。由此，丁老师的关心是合理的，她的担心在于，如此全面的对底线的突破，是否会有损于巩固夯实已经取得的底线以上的自由，因此她呼吁不急于全面挑战底线；而高律师则以为，这些由官方设置的单方底线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当然有挑战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我更倾向于高律师一边，我的看法很简单，在没有正式的宪政保障之前，自由的保障在于张力而不在于承诺，也因此，对于底线之上自由的巩固，恰恰在于底线的不断突破，只有在最前沿有持续的张力存在，已经获得的自由，才可能被真正地巩固。

但是，对于底线的挑战与突破，不可能一下就达成。人类社会的悲哀就在于，人们并不能彻底自由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而总是需要有统治者的存在，所谓的自由，不过是划定了统治权力的边界，所谓的民主，也不过是要求统治的权力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任何政治权利的争取，就不能不是在统治者意志下的挣扎和争取，也因此，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 ----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回到这一次以郭飞熊被打事件为发端的维权绝食运动上来，我以为，高律师们尽管正确地选择了对底线的持续挑战，从而值得肯定，但是，以全面抗争的姿态，尤其是用绝食这一手段，却因为其缺乏渐进的可能和互动的空间，就不能不陷入旷日持久而寡有收获，从而在策略上值得商榷。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律师已经自由地回到老家又回到了北京，如今又自由地到达了成都，并将转道重庆奔赴上海，当然，随行的也依旧是大批的便衣，不受干扰的出行自由和如影随形的行动监视和限制都集中在了高律师身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的论点：目前远非一个毫无希望的时刻，倒是一个可以寄望的转折点，而要想抓住这一转折的时刻，我认为，高律师以及其支持者们，应尽早结束绝食这一手段，而回到更加稳健常规的异议表达方式上来，以回答我们时代的挑战，迎接一个真正权利时代的到来。毕竟，即使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获得的少许自由和权利，也完全有可能一朝而去，丁老师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与其用全面抗争和绝食这样的极端手段长期对峙，倒不如用更为具体也更为有节制的手段来挑战官方自行设定的底线，我相信，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成果并不会逊色，却会更加持久稳固。

4/1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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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之间论“天问”——我看维权绝食之三
作者：莫之许



朱学勤先生曾这样转述李慎之先生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朱先生还认为，这一问题是第一义上的真问题，并名之为“天问”：“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

是的，同在大陆度过了89之后的10多年岁月，我和朱学勤先生一样，对此一问题有深切的焦虑，而这也确实是一个所有人都曾思考过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产生，来自于89年间无情残酷的武力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一步也不能退”的政治意志，在当时，现实的残酷让人不能不相信这一点，自那以后，幻想统治当局改弦更辙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尽管一直不绝如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呼吁，其实并没有多少严肃的思考者相信这一可能，相反的是，民间知识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个体制是僵硬刚性的，既不可能主动地寻求政治改革，也不可能在压力下被迫展开政治改革。

早在89后不久，就有所谓“劫机犯”问题的出现，将中共比作虽然罪恶但却是不可替代地驾驶中国这艘航船的机长；未几，文学得多也精致得多的《黄祸》一书，同样也暗藏着这样的想象：在书中，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伴随着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彻底瓦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陆中国的政治氛围中，无情残酷的武力使用，以及骤然中断的改革进程，放大了这一想象；幻想破灭后的虚无，政治决裂后的愤恨，以及对死伤者的道义背负，使得束手无策不仅是一种现实，更是一种政治选择，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体制刚性作为一种假设被普遍地接受，并由此衍生出一种我称之为突变模式的演变图景，这种图景认为，没有任何现实的政治努力或挑战，可以对中共统治当局的行为构成约束，未来的变迁将主要来自于中共自身行为的后果。而由于中共自身行为往往是违反人心、道义的，其后果就不能不是灾难性甚至毁灭性的。

部分体制反对力量普遍相信，由于体制刚性的顽固存在，以及突变巨变的不可避免——这一预期由于苏联东欧的巨变而得到了加强，当下的主要任务就应当是蓄积力量，等待巨变，从而，这在事实上就选择了自外于统治当局推动的社会进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图景也有了若干的变化：在早期，以89后改革的暂时终止为背景，主要以集权统治不思改革为线索，表现为黄祸式的权力内部斗争所导致的崩溃论；随着邓南巡以后的现实情势的发展，在90年代，主要以经济转型为背景，以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灾难为线索，表现为章家敦式的经济崩溃论；进入21世纪，又在新时代利权冲突背景下，以政府权力扩张和攫取为线索，表现为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崩溃论。在实践中，海内外民运直到今天，大体上仍延续了这一进路。

与此同时，在同样承认体制刚性假设的前提下，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思路：既承认体制刚性，又试图克服突变预期。在一开始，这仅仅表现为告别革命的呼吁和对全盘推倒重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警惕，并逐渐演变为寻求克服体制刚性的渐进变革道路的探寻；无论是90年代中期的市民社会论，还是近期的由法治而民主论，还是当下的维权政治论，都可以看作这一努力的延续。其主要特点在于，在不触及体制刚性最核心内核也就是权力不开放的前提下，尝试从非政治并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寻求突破：支持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支持民间社会的发育，支持司法改革并始终支持言论空间的拓展。

而在体制本身，情况也一直在变化之中。89事件的惨烈，使得统治当局不得不面对广泛的民心敌视，而不期而至的苏东事变，更是极大地加强了统治当局的危机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体制刚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然而，历史总是会开玩笑，1992年春，90高龄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这一戏剧性的表演，用一己之力重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而用经济利益这一现实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制持续刚性这一既定假设。从那时候起，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人员、资金、信息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使得大陆中国的面貌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90年代初的假设：地方力量的壮大，弱化了中央集权的效能；市场经济的确立，也缩小了政权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控制；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则让这一政权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修改自己的行为模式。

对于“告别革命论”者来说，这一变化支持了自己的判断，支持了体制刚性可以经过努力加以克服的论断，在这一背景下，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宪政中国的追求以及维权政治的展开，显得顺理成章。而在另一方面，立足于体制外力量的建构，在一个日益开放温和的环境中，也并非一无所获，通过签名、请愿、组织等方式，体制外力量在严厉但又逐渐消减的打击之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后，体制外力量依托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实现了海内外之间以及先行者与大众之间的广泛联系和互动，从而有了新的发展可能。

但是，上述的变化并未彻底取消“天问”的价值，由于政治改革的极端滞后，其所切中的核心问题依然突出：依旧不开放的权力结构、迟迟难以改革的金融体制、日益强大的垄断集团、膨胀的地方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掠夺。。。。。。所有这些依旧昭显出体制刚性的残存。时至今日，本文开头李先生和朱先生的对话所提出的“天问”依旧盘桓在当代中国思想者的脑海，体制刚性柔性之别和与之相对应的改良革命之分，依旧是我们时代的当然问题，而并未退出我们的视野，并继续期待着答案的出现。

一个远比90年代初复杂的“天问”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沿用老的答案，可这样却免不了遭到新事实的追问。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个体制确实逐渐地由刚转柔，从而理性的选择就是尽量延续这一进程，继续以去政治化的手段支持这一进程，那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诘问：始终不开放的权力依旧是这个体制的刚性核心，难道它可以不经过触碰就变得柔性吗？难道竟然可以通过回避政治而改变政治吗？

反之，如果同样简单地认为柔性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刚性的顽固残存，所谓的柔性不过是真实的谎言，从而继续等待突变就是合理的选择，那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诘问：究竟是什么使得刚性就那么不可战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事变动和社会变迁之后，就真有什么东西居然一点变化都不会有，并且使得无所作为竟然成了唯一的选择？

所谓体制的刚性与柔性，指的是体制在社会压力面前是否作出适当及时调整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是否存在，只有社会压力确实存在的时候才可以得到测试。89事件的惨烈，测试出了当时的体制确实是刚性的，但17年后的今天，体制是否是刚性的，也只有通过社会压力与体制的互动展开，才可以清晰。换言之，如果仅仅以知识分子的方法，试图在纸面上观念推演并试图找到“天问”的答案，确实可能是无解，但如果以行动者的态度，在实践的展开中寻找 “天问”的解答，其实才是唯一正确的可能。

因此，对于那些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人士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是将这种乐观判断再往前推一步，如果由刚转柔确实是事实，那么，总有那么一个时刻，需要在一个不再那么刚性的体制面前，重新展开政治化的诉求。由此，所谓的非政治化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变革途径，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而对于那些依旧认为存在体制刚性的的人士而言，他们所需要做的则是暂时告别17年前的判断，回到当下来重新尝试一下，以测度当下的体制刚柔。

正是在这样一种看法下，我认为高律师、郭飞熊、胡佳们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直面了这一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截然划分的两分法所带来的困境，并且我还认为，通过他们所展开的和平的建设性政治异议，有可能实现对悲观的非政治化和更加悲观的突变论的双重超越，一方面，它继承了非政治化追求建设性的一面，开始了与体制的政治性互动，并以体制的最终转变为追求，从而避免了体制外追求高蹈但又无所作为的尴尬；一方面，它又继承了体制外抗争政治异议的一面，为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提供了新的增量，新的选择可能。

这样一种建设性政治异议的涌现，可以获得比以往的非政治化和体制外两种努力更大的成果，首先，通过他们的努力，那些已经通过非政治化的社会进程而获得的成果，可以经由政治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这一扩大当然只能来自当下的争取——而最终获得不可逆转的确认；其次，通过他们的努力，所谓突变的刚性基础——也就是统治当局行为不受社会力量约束——也将得到彻底的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律师们的努力尽管从表面上看因为其决绝的姿态而显得很紧张，但其实，却是自 89年之后，第一次重新建立起了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可以看作是解决体制刚性这一“天问”的一个可欢迎的尝试。最后，建设性政治异议的出现，会把包括89的重新评价等诸多问题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从而将我们带回到刚柔“天问”诞生的起点，并通过在长期的或许不乏紧张的体制内外互动中，真正实现的政治和解，并最终解决这一“天问”。

也因此，正如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样，我把高律师们所展开的维权绝食定位成政治异议的表达，而且，我还希望这一政治异议更加有建设性，也更加能包容非政治化追求中的善意互动与体制外追求中的合理诉求，并将二者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诚如是，我以为这将是一条有希望的推动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并回答 “天问”的途径。

4/2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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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之行
作者：莫之许



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


——作者题记

对一个盲人的超期羁押，不准保释，以及莫须有的起诉罪名，连同接二连三地发生阻扰律师取证、扣留其家人等践踏法制的行为，使得我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赶往沂南县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没想到，这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快乐理由一：原来没有黑社会

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之前，对于出手骚扰律师和志愿者的众多当地“暴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官方买通的黑社会还是官方的“自己人”，其实心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些年来，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倾向一直被广为关注，也确实发生过政府官员借黑社会之手实现个人目的的案件，但是，具体到陈光诚案件，由于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当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况下，地方当局如果有意识地利用现成的黑社会势力，必须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这在我看来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这将开创地方一级政权为政治目的而利用黑社会势力的先例，其性质之恶劣，难以言表。

所幸，我的这个疑问在沂南法院门口得到了回答。冲我们而来的数十名大汉，个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且毫无地痞流氓之匪气，更多的却是成竹在胸、有峙无恐的 “大气”，在冲突中分工明确，盯人准确，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死命抱住同伴，试图保护摄像机的时候，一个黄衫汉子从后一个锁喉，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将我放翻在地，显示了很强的专业素质。而在另一场冲突中，一个汉子用手死死掐住我的上臂，即令我动弹不得，所留下的指痕，居然经日不退，可见其功力多么深厚。后经旁边百姓指认，据称，这些人就是当地刑警，正与我的观感和判断相吻合，原来，当地政府毕竟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社会联手，而是自己假扮成了黑社会。

前几个月，针对当前的维权态势，我写了一篇叫做“更脏，但并不更坏”的文章，认为：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这一次，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啥叫“遮遮掩掩”，又啥叫“偷偷摸摸”。于是，快乐理由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确实没有啥黑社会，只有权力“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伪装而成的所谓黑社会；也确实是不再“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了。

快乐理由二：原来没有暴徒

在离京出发之前，心里难免有些忐忑，脑海里不时闪动着这样的场景：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口，突然涌上来一群面目狰狞之徒，一言不发即行动手，确实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但是，就在东师古村村口，走近那一群人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尽管有几个年轻人眼中有兴奋，有躁动，但更多的人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口中发出的声音，手上施加的动作，都更像是牵线木偶的举动，而不像是无理性的狂躁冲动。

一个搞笑的场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就在一伙人合力把车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真要掀啊，要不要请示一下你们的领导？”就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样，几秒钟之内，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了：“别掀了。”于是，刚才还一同发喊要掀车的人，听话地把车又放回了原处。我注意到，光着身子站在当地的所有同伴，都有点忍不住好笑起来。

原来，所谓的“暴徒”，不过是地方当局所用来制造恐惧的工具，我们后来也得知，这群人当中，有县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有当地的治保干部，比起上午的正规军来，这帮人训练不足，所以也有将邓永亮扯翻在地拳打脚踢之举，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上午的人一样，都是权力用来阻扰我们形使法定权利的工具，都是“遮遮掩掩地限制”的形式之一罢了。在我看来，不过是是一种赝品，很难给人以真正的恐惧，在这个夏日午后的阳光下，尽管我被这些所谓的“暴徒”追着打着，撕扯着我的衣服，推拉着我的身体，可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只想着如何把被撕烂的衣服藏起来作为证物——而我也确实成功地把它藏了起来，作为我这一次快乐旅游的最好纪念品。

快乐理由三：原来真不更坏

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逾越的地方，尽管我也知道，这样的举动在试图严办陈光诚的官权眼里，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挑战，但是，最终却只能假手伪装成“村民”的几十双手，在一阵骚动中不由分说地撕扯掉它，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行进在这一片土地上，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进出派出所，也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来——虽然自由地去，却是光着膀子了。

这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将使用文化衫表达异议和异地声援，提升到了被允许的底线之上了。同样，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就在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站在县法院门口合影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隔着一条街依旧打量着我们的那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确信，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们背后的权力在想什么。由于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权力本身早已经明白，那种全面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已经并将彻底地失效，这也就是所谓法制社会之所以不得不被提出和推行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也更加明白，只要这个社会必须依据规则而统治，那么，制定规则的规则也就是民主规则的涌现，也同样不得不被提出。于是，权力所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依据规则而统治这一本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举措，所以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甚至神经分裂的执政行为。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进程没有倒退逆转，只要统治者尚没有失去基于利益计算的理智，我相信，依据规则而统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必然在此基础上迎来民主规则的奠定。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的是，虽然是姗姗来迟，110 还是出警了，也接受了我的报案。我几乎可以肯定，为我做笔录的人和抢去摄象机的人本身就认识，因为他甚至都忘记了向我询问抢劫嫌疑犯的特征就准备让我签字，还是在被提醒后才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番。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忍不住想笑的场景啊：询问的人不仅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被询问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被询问人也知道询问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两个人却依旧要在哪里履行报案和笔录的游戏！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双方都还共同接受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规则，所以才合力演出了这么一场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游戏。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也说过：“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一幕显得是如此滑稽，但这滑稽中恰恰隐含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则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以至于无论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需要对这一规则表示服从，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规则已经开始取得超越对立双方的力量，而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真不更坏的现象。

由义正词严的镇压到滑稽可笑的恫吓，大概既是末日独裁的无奈，也是民间抗争的无奈。不必怀疑滑稽戏的终将收场，但收场的方式仍然喜剧，套用著名诗人爱略特的名句——末日独裁的坍塌，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于是，带着快乐的三个理由，我们几个网友施施然离开了鲁西南，前往泉城，寻找在当地却素未谋面的网友，等待我们的，是美酒，是网友初次见面的典型场景——恭维与争论齐飞，八卦与主义一色。

2006年7月25日 补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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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中国需要他
作者：莫之许



和胡佳没见过几面，印象较深的是，前年（2006年）他刚结束几十天的拘禁之后。当时的他，虽然历经数十天艰难的生活，却依旧显得镇定从容，神态也很健康。因为我一直在为维权绝食的朋友们的安全担忧，见到他终于放了出来，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心里颇为高兴，为此还专门写过文章，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此后就主要是电话和MSN上的联系交谈了，因为在此之后，他断断续续总是被软禁在家。即便这样，在山东临沂，或是在高律师的门口，当我和一些朋友想传达什么消息，或是打听什么信息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想起他。久而久之，北京通州自由城中胡佳的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新闻发布中心，我的朋友彭定鼎曾去他家探望，却不得其门而入。我们这些自由的人，却要通过一个被软禁的人了解信息，听来匪夷所思，但也正是胡佳的价值。

07年的2月，胡佳去了一趟香港，我也特别地为他高兴，以为这将是他彻底自由的开端。然而，先是因为替缓刑中的高律师发声，后是因为陈光诚妻子的来访，胡佳又一次次地遭到了软禁。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行为，难道，胡佳能够不为高律师传递消息吗？难道，胡佳要将一位求助的弱女子拒之门外吗？或许在当政者看来，这是一种挑战和叛逆，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尽一点为人的义务而已。而我也一度以为，容忍度越来越大的执政当局，是可以继续容忍的，毕竟，一个被软禁中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就是年底的抓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还处在拘留阶段，而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家中，连与律师联络都不能。在一个威权社会里而有政治异议，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而执政者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这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对于一般的异议人士来说，总是试图克制自己的言行，而做有坚持的持续突破——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突破，在我看来，胡佳的所做所为，其实并没有超越这一范围，那些经他转托而发出的讯息，不经过他，也一样封锁不住，别忘了，这是一个手机和网络的时代；而他对国保的斥骂，也不过是被非法软禁下的激愤，与非法软禁相比，究竟哪一个更恶劣呢？胡佳这一年来的所作所有，在我看来毫无任何的颠覆性可言，而只是对一些他所认为的价值的坚守。

正因如此，胡佳的行为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就在被抓前不久，他还刚获得了由记者无国界组织颁发的国际人权奖“中国奖”。普遍的推测是，胡佳的被抓是为了在奥运前消除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可我就不理解，一个和平和开放的盛会举行所能传达给世界的讯息，将是何等的强烈，岂是一个小小的胡佳所等抹杀和掩盖的？中国既然选择了开放，也就势必会拥抱自由，在开放与自由中就总是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别说这种声音其实是会促进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的发育的，就算这种声音毫无价值乃至刺耳，但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是对开放和自由最有效的辩护吗？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是“开放的中国迎奥运”的最好宣传吗？

自从1989年悲剧和冷战结束以来，出于政权危机的恐惧，执政者在长期奉行一套所谓的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策略，对一切异议言行采取严格打压的措施，这一策略至今虽有变化，而远未结束。可是，自从1992年以来，执政者又同时推行了一套市场和开放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中国日益由一个前现代的封闭简单社会，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复杂社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势必会有不同的利益和利益间的冲突，迅速变迁的社会进程，也势必带来不同的对于未来的相望和期盼，在这种情况下，异议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异议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现代社会稳定持续运行的必须，没有异议，也就没有更多的选择，没有异议，也就没有变迁的动力。因此，既然执政者选择了市场和开放的发展战略，就应该而且必须从产生于过去条件下的那种思维中走出来，抛弃那种将异议看作敌对的陈旧思维，进而寻找到一个包容异议和善用异议中的积极因素的制度方案。

可是，至少从胡佳的被抓来看，似乎这并不在执政者的考虑当中，或者说，至少还没有压倒那种陈旧的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可是，任何一个政权的稳定，除了国家机器的强力运用之外，更关乎人们对执政者的认同和支持，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这一认同和支持首先指向的是一套制度，一套能够允许人们合理地表达和追求的制度。如果非法的软禁，不合理的惩治始终会不期而降临到一个公民身上，或许展现了国家机器的强力，却摧毁了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即使对执政当局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

作为一个希望自由和开放能更多地降临到这个国土上的普通知识分子，我衷心地希望执政者能够体认到当下的社会进程，这一由执政者一手推动主导的社会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变迁，再也不可能屈服于那套陈旧的社会控制手段之下了。拥有越来越多自由、财产和梦想的中国人，也必然会渴望更多的权利，渴望更多地参与，渴望更多的民主。胡佳不过是以其热情和执着，走到了这一潮流的最前端，对胡佳的伤害，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进程的伤害和挫折，是对包括执政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伤害。我以为，这是个让人痛心的事情了，当它发生在“开放的中国迎奥运”的2008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