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

强大与脆弱

强大与脆弱
作者:许知远


“中国的签证系统回到正常了,显然奥运会结束了。”9月22日《南华早报》社论版的漫画上,一洋一中两位光头老兄坐在酒桌旁的叙旧。

“是啊,污染和食品恐慌也回来了”。中国光头回应说。他们的头顶上方的鸟笼里,一只鹦鹉正带着防毒面具,笼外的小牌上写着:今天不用牛奶,谢谢。

世界上两个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在九月陷入不安。美国人看着曾经自以为是“宇宙之王”的投资银行的崩溃;而中国,则从八月的胜利与欢呼,迅速转入悲伤、愤怒与恐慌了,升腾的神州七号都未能冲淡这些情绪。

从山西的尾矿库的溃坝,深圳舞厅的大火,到被污染的牛奶。那个高效运转、全民和谐的中国形象,一下子让位于冷酷与机能失调——政府冷漠傲慢,商界道德败坏,媒体监督缺席……无辜的人来被迫要承受这一切,即使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都找不到宣泄的途径,更不清楚这种愤怒能否转化成某种有效的成果。美国的银行家只是丢掉工作,而中国的不幸者则丧失了生命。

神州七号的升天与肾结石的婴儿,是理解此刻中国的两个角度,它们映衬出两个完全不同、却彼此共存的中国。一个中国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举办最壮观的运动会、将人送上太空,创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个中国则无法教育好年轻一代,放任天空与河流被污染,漠视人的价值,甚至对自己的未来都毫无怜悯……

如果前一个中国是一台轰然向前的庞大机器,后一个中国则是它源源不断的燃料。而且,看起来它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前一个中国,由政府官员与在过去二十年中崛起的商业与文化精英们构成,他们彼此或许存在着某种利益上的冲突,却不复有观念与原则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力,垄断资本获得的金钱与社会达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为自己筑造了金色的围墙,却时时感到墙外的不安与躁动。金色围墙与墙外的躁动使他们既自满又脆弱,他们经常在傲慢与过度敏感之间的摇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愈加头脑封闭,处于self-denial(自我否定)和self-deception(自我欺骗)之中。

而另一个中国则长期处于原子式的分散状态,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形态,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力量。即使有一刻,他们因为群体的愤怒,而发出了声音,表现出力量,但这总是昙花一现式的,它注定难以持续。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已潜移默化接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只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拼搏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早日摆脱眼前的现状,或者有朝一日进入金色围墙之内。他们也容易受到操纵,多年的宣传教化既使他们对一切嘲讽,也同样使他们极度轻信。他们与其说是真心相信什么,不如说因为匮乏的生活,而主动选择了相信些更缥缈的东西,作为调剂生活的需要。

而曾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们,依偎在金色围墙周围。他们或许充满抱怨,但仍强烈的期望保持现状,以保存自己刚刚获得的一切。除去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腐败、污染、公众事故、贫富差距,此刻的中国既受困于这眼前重重挑战,更受困于勇气与想象力的丧失。整个国家正像是一个身形庞大、内心焦灼、头脑幼稚的巨人,既轻易的为一些表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断被身上的各种疼痛而坐卧不安。她意识到问题的最终症结,但是它从来不敢正视这现实,或是大胆设想另一条轨道。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沿着原有轨道向前,终有一日会出现问题。但是金色围墙内的人将自己的家人子女送往了别的国家,然后开始自我欺骗与原谅,或许最努力做的是拖延它出轨的时间;而剩下的人们,则深感无力,或许唯一的期盼是,下一个掉出轨道的不是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不幸故事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之外,你看到的是前一个中国,它日益强大、富有希望;如果你生活在其中,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那些乐观者总倾向于将之视作“成长的代价”。在你成为这代价的一分子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代价”到底是什么?

2008年9月24日星期三

普适价值为何败给“中国特色”?

普适价值为何败给“中国特色”?
作者:何清涟

中国近几年的思潮动向,会发现一个特点:当局优容了民族主义、新左、儒家学说等,只对政治自由主义颇为严厉。政治自由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早就成了一些“专家”名人及“五毛党”竭力批判与丑化的目标。

  这种“优容”并非表明中国当局在政治上变得宽容,而是表示他们变得更精明。被当局“优容”的这些学说与“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认同本国的专制政权。

  民族主义所奉行的原则是“主权高于人权”,很善于寻找与发现威胁中国安全的“外部敌人”。本国人民的人权及生活实际状态、官员的贪污腐败等均不在民族主义考虑之列。本国政府限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在他们看来也属天经地义之事。但如果有人被迫借海外阵地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文章,那便立即被他们斥之为“为西方主子卖命”的汉奸、卖国贼。每逢西方的人权组织与政府对中国人权状态有所批评,民族主义者更是反应激烈。其原则可概括为:宁可民众被本国专制压迫至死,也不准外国对此批评半分。其理论与行动都很符合当局的政治需要,因此经常有出头露面的表现机会,比如奥运火炬传递等时机。

中国“ 新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欧洲,要义就是反资本主义文明与全球化。但欧美新左的批评对象往往包含本国政府,这一点被中国新左创造性地转化为赞美与支持本国政府。而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哪怕是腐败的权贵私有化与社会公共政策不当造成的贫富差距,也均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他们当年依靠口头同情下层人民的处境,倡导社会公正,在中国思想界谋得一席之地。但近年来在观测政治风向方面很有进步,两年多前新左代表人物曾翻译过一本《北京共识》,让国内人知道有外国 “专家”预言,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北京共识”将取代美国民主价值观“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主流。但鼓噪了一阵没见多大社会反应后,又赶紧折腾出一个“自主型体制创新”来概括中国的改革,为中国当局拒绝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学说本是中共死敌,但近年来却获得政治青睐,并可开山(国学院)授徒。原因很简单:

  一、儒家“仁”的政治理想就是群体主义的政治逻辑,通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形形色色的“二人关系”形成不同的群体,强调“尊尊”要求人们尊重与服从权威,再将群体纳入等级结构实施统辖,最终实现“天下归仁”。这样的社会排斥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正好用来消解民众日渐觉醒的个人权利意识,抵制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二、大一统思想。一则可用来凝聚国人之心,对付台独、藏独、疆独等一切不听话的“反叛势力”;二则可用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三、可以用儒学“复兴”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宣示:吾国自有道在,用不着你们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所谓普世价值。这就是这些年来在海外将“华夏中文学校”纷纷改成孔子学院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上述几派一方面积极服膺于政治,迎合于权势;另一方面又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仿佛他们从事的是纯粹的学术事业。好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嘴巴早就被封住,也就由得他们信口雌黄地漫天胡扯。

  从短期来看,中国当局力抗普世价值观渗入中土确实获得相当成功,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似乎又重新“鼎定”。但必须指出,“鼎定之功”除了上述几派的共同努力之外,还有受众的迎合与盲从。这受众当中,就包含着被学界寄予无限希望的“中产阶级”,比如“五毛党”当中那些政府或事业单位的中低阶成员;也包含着被左派神圣化的“社会底层”,因为每天痛骂民主的网络暴民当中,就有连明天饭碗在何处寻觅都不知道的大学生研究生。但这类人的存在本就是中国特色之一。林语堂早就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2008年9月11日

2008年9月22日星期一

游戏结束了——奥运观摩的心得体会

游戏结束了——奥运观摩的心得体会
作者:余世存

一.


我没有全看“内廷供奉班头张氏艺谋”(饕餮先生语)的作品,但晃了几眼,感觉可以打上八、九十分。可以了,还是个东西嘛。那些指责开幕式糟蹋传统文化、宣扬暴力美学、推广唯漂亮主义之类的看法,都太学者了。


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学者多是人民大众的朋友,他们这样说肯定有他们的理由。甚至我自己给开幕式打了九十分后,心里丝毫没有电视画面上的国人那样"与有荣焉"的自豪,更没有上海文人那"人人都是李宁"的认同。我的心理难以言喻,一如我的生存难与人分享。我的朋友毛喻原先生晃就没晃一眼,他大概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没有看热闹的朋友。


即使可得一百分又如何?是的,人人都看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不少人称颂开幕式的成功。但当夜我们获得的快讯却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宣布:鉴于中国的热情和周到和开幕式的巨牛B,下届奥运会仍在北京举办!消息一经传出,中国上下官员几乎全部晕厥,北京警察率先暴怒:老罗,我操你大爷!!!对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苦笑,由衷地同情北京警察。我几年前就听说,警察阶层是我们社会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三大阶层之一。时过境迁,他们不仅没有盼头,而且常规工作和非常任务更多了。但愿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国民时,还是一个个正常的中国人。


但谁来同情我们自己,我们十几亿同胞的身心安泰?十几亿人或提心吊胆:人分三六九等,或关闭企业:社会不再为你服务,或不能进首善之区:即使是良民也得为国家减负,或仓皇"避孕"出京城,……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十几亿人几乎人人出让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吃穿住行,到眼耳视听,到身意心力,人人都让渡了一部分,来接受奥运的盘踞、轰炸、洗礼,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


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即使是国家的游戏,也不应该上升到末日般辉煌的最后演出,以至于忘记了刚刚献祭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童男童女,忘记了刚刚闭眼、坟头并没有送上电视机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冲喜也不是这个冲法啊。因为真正的冲喜,是不应该有所掩饰,有所屏蔽的。因为真正的冲喜,参与者是庄重的,肃穆的。但这一次的体育冲喜活动,奇怪地残酷化也喜剧化了。一次体育活动,被上升到大喜的人人有份的高度。残酷得一切为奥运让路,喜剧得一切都跟奥运相关。非喜勿听,非喜勿视,非喜勿言。一次体育活动,奇怪地为一般常理难以理喻地被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中国、中华民族、国家荣誉、百年衰败,等等,那些自大的名词,全被借用来打压卑微渺小的国民个体的生存。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捏一把汗。


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指责,新华社、国新办、外交部发言人等机构和个人已经代表人民表达了中国观点。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斗争,针锋相对得如戏如剧。从未有过的护送圣火活动已非游戏,而如黑社会老大们争抢火龙棍一样充满了阴谋、血腥、惨烈;充满了正义、权利、英勇。自然,这种火而圣的传递到了国内,各地各级政府也像是做烫手山药的甩手游戏一样,人力物力全用来接手,全用来欢送。乡村的线人都调动起来,狙击手布满道路两旁,至于新开一条山路传递圣火,则需要官员们亲自上山用竹棍一类的武器打蛇。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好奇。它的想象力匪夷所思,非凡俗如我者、升斗小民如我者所能理解。


一个国家请求举办一次体育活动,得意的也许是"利维坦"一样的国家,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但一个前现代国家有办法让大众感觉到荣辱攸关。给国家一个机会,国家还世界一个奇迹。一时间,一切的宣传、舆论、民意民情,似乎都同意,举国奥运是值得的,是应该的。能够上媒体的国民都在谈论为奥运做贡献,为国争光。这样一种国家集体的氛围孤立、打击了不合作者、持自己意见者,连达赖都为奥运致意。而人们的口头和心里支持就是一种参与,与有荣焉、咸与奥运的国民们多年没有参与类似的大事喜事了。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只要他在亲友中谈论起奥运,他就觉得一阵阵的充实,一种类似高潮的兴奋和宣泄,他就感觉到了生活意义的降临。我们中国人太孤独寂寞了,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着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冲动和要求,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一种狂欢或发泄。我们中国人太聪明太有才了,不少人都需要国家层面的项目来供自己研究、分析,来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和谋略。国家立项的奥运就是这样的一次机会。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叹息。
  
二.


那一刻,中国光荣伟大崛起辉煌的一刻降临了!中国人百年未遇、千载难逢的一刻降临了!那一刻,高潮来了!


那一刻的高潮就这么来了!


据饕餮先生说:“是时也,鸟巢无卵翼而容四海,京师空街衢以迎五洲。二百余国整队而来,十万官民高座以观。君臣居中,欣欣然俯瞰列国朝觐;万众环伺,轰轰然讥诮外邦仪轨。任尔总统元首,到此来侧厢摇扇;便是公子王孙,那时节汗如雨下。”


饕餮先生眼中的游戏现场是:"万千青壮男女披挂成兵。方圆布阵,五千载阴阳之秘辛番邦惊恐;太极仁化,七色幡儒道之精要世界膺服。奥运百年无此盛典,英美列强汗愧难继。大国之威仪憾天,盛世之壮丽动地。十万众呐喊于京畿,四十亿惊诧于万国。盛矣哉!极矣哉!汉唐雄风今又是,东亚崛起唯吾国!"


我晃的几眼没有这样细致的印象,却模糊地想起了大元帝国的文士描述: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蹬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当然,坐在看台或主席台上的人们可能是爽快的、高潮起伏、幸福无比的;那感觉,大唐帝国的诗人写过: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从宋明以来,中国的上层人士多处于谨小慎微的状态里,手脚都少伸展过。毛泽东虽然说站起来了,但他其实一直窝在菊香书屋里,他"要爽只能靠自己",比如去游泳池或长江游泳,在天安门城楼检阅自己的孩儿们。但在这一次的国家游戏里,"肉食者"实实在在地爽了一把。

三.


但这一把爽快却难为外人道,就像我引的大元帝国、大唐帝国和春秋时代的话语难为外人理解一样。这一把爽快跟张班头的作品一样,是自污的,自我作践的。任何把观众分成三六九等的演出,任何把万千青壮男女召集起来演兵布阵的游戏,都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的"大家长"自娱。一些朋友揭示说,专制国家老喜欢玩步调一致的团体操,团体操是专制制度的"国舞"。当然,对有些人来说,他们不是自污,而是自渎。借用李敖年轻时的话,他们手淫大陆,意淫世界、祖先和文明。


从文明的眼光看,这一把游戏是反文明的。尽管组织、参与这一游戏的大多数有着善意,他们想回归文明大家庭,或以朝圣者的心态尽其所能交上一份答卷,或以分享者的姿态尽其所有展示自家的宝贝。尽管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希特勒的御用导演辩护,为那场运动会辩护,但那一次游戏的代价、后果已经众所周知。健全的运动,当然是个性张扬,人人得以表达的。健全的运动,当然不会自以为宝的,最不济,也应该如费孝通先生说,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式的。如此才有一种健康平实的心态和眼光。健全运动中的个人绝非部件。爱因斯坦说过:在人类的集体行为里,他从来没有看过比正步走、手脚机械一致的举动更愚蠢、更不可思议的了。


从我们中国乡下人的眼光看,这一把游戏也是荒唐的。我们的乡下人如此说一个自恋自娱的人:光腚推磨――转着圈儿丢人现眼。什么是丢人现眼,张班头的作品就是。尽管学者们一再为马嘎尔尼访问而不朝拜大清帝国一事痛心疾首,为大清帝国的愚昧懑憨而做了很多文章;但公正地说,那一次中西方的交流碰撞,悲剧或闹剧是必然的,那是文明的必然代价。到了今天,训练专制子民去表达什么专制制度的优越性,炫耀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此一件两件大事,实在是自我作孽、自作多情了。如果这种自以为是的用心又在取悦什么东西,那实在是卑劣地、猥琐地估计了取悦对象的品格和神正目的。我们的乡下人如此说一个无知无畏的朝拜者:割自己的卵子敬神――既把自己疼死了,又把神得罪了。我们的乡下人也都知道,神在哪里;神不在异国,神不在天上,神在人心里:天地良心!


当然,对我们的有些同胞来说,他们的快乐可能是真实的。或意淫得快乐,或手淫得快乐,或暴发成为"世界的工厂"、乃至世界的"梦工厂"、"世界的中心"而快乐,纵然生命的自由、尊严被阉割殆尽,但对他们来说,那也是"痛,并快乐着"。

四.


甚至对一些人来说,当官并不需要阉割什么。一百多年前的李鸿章有名言,在中国当官是最容易的事了。这么容易的事阉割过官员什么呢?我们说的自由啊、尊严啊、渐进啊、人生的多元之类的有什么用呢?这些话如果说得哀求或说得愤怒都无济于事,要么天真如对牛弹琴,要么无耻得别有用心。


一世代的时间,三十年的改革,官员阶层是受益的或收益增长最快最大的。这是多么值得祝贺的一个人间奇迹!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这样的数字可以无限地例举下去,比如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陈志武教授谈到政府规模时说,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 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至于改革开放坚持的中特道路,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样一个机构、阶层就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状态"里繁殖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寄生虫。在我们中国度过短缺经济以后,这些机构、阶层及其个人更获得了似乎无限可攫取的资源、财富和权力。虫子及其小虫们拥有的私有财产,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告别了生存的挣扎努力,告别了生命从零起步积累的状态,告别了为生计忧患乃至"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们真正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成员,可以断然脱离一时一地的羁绊,而跟无限的时空游戏。真正的梦工厂讲述过虫子对人的侵害,讲过虫子的局限,中国的寄生虫们却有着飞翔的自由天地。

这是多么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

五.


因此,在中外学者专家总结三十年改革的成就和经验之外,在中外官员商人们称道"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和"北京共识"之外,在中国不少人自己也骄傲于吃饱饭了的成就之外,在中国的知识精英自豪地表达他们的中国国家认同之外,中国需要一次露脸表演。尽管一次地震损失了近两千亿元,但我们可以拿出近三千亿元来办一次体育盛会。什么是"北京共识"?这种现眼的姿态就是。什么是改革经验绩效?县乡精简一人,中央政府将奖励四千元。或者如CCTV所说,1100道关口检测出三鹿奶粉。什么是"中国模式"?什么是知识精英的中国国家认同?四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级岗位。一个公务员位置有四千大学毕业生应聘。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加入了公务员的大家庭……什么是中国复兴和中国奇迹?十几亿子民和数千万海外华人都参与一次冲喜活动。


我们中国"梦工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单方面却全方位地宣扬一次活动,它催眠、引诱、控制了人的身心。它因此裹挟、煽动、鼓励了绝大多数国民投入其中,使得那些仍为生存奔波的国民也再一次地关注它,以为自己高尚了一把。即使那些为国为民忧患的青年,也认同了它的必要性,认同了"中国加油" 的呐喊,而以为自己悲壮了一把。


这大概是开幕式能够实现其高潮的原因。华丽也好,唯漂亮主义也好,我说的次法西斯美学也好,无论如何,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参与性观众,有如此金钱堆起来的戏子和文人,它是不会不成功的。一如我们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我给开幕式打分,也是看重它割卵子的勇气和用心。它意淫文明,无知却也可佩。据说在这一次国家游戏的大高潮里,我们中国人民不少人感到更幸福了。


但现在游戏结束了。那些狂欢过的人们将要如何呢?是不是"朝闻道夕死可也"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退场的,生活依然在继续。做民的依然做民,做虫的依然做虫。国家统计的数据是: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 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没有血性的小民依然可以做自杀者,开幕式之后不到一个月,北京市卫生局在9月5日发布的健康播报中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


这样的数字同样可以无限地例举下去。当我看到千百张麻将脸在那里喊叫"和"、"和"、"和"时,我想到的就是这些数字变脸似地亢奋地在那里喊叫"和和和"。它们确实一起和谐了一把,它们"和"了,但它们将伊于胡底?


游戏结束了。对这一游戏我们能说点什么呢?很多人在分析它的意义,我说过我们中国人太聪明有才了,因此需要国家层面乃至国际级别的项目来供其研究、分析,来申请标明其为牛B、为大师、为智者高人。"中国经验"、"中国改革模式"如此,开幕式同样如此。据说林语堂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我们社会里"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游戏结束了。上海的朱学勤教授曾说过他的一次游戏经验:"我在电影院里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这群人坐在林肯牌豪华汽车里兜风,最后对着观众说:傻B!惊讶得从座位里站了起来。而所有的影评家都在为这部电影叫好,观众也跟着拍巴掌。面对这样的社会,我哑口无言,他们是有理由对着这个社会得意洋洋地说一句‘傻B'了!"那么,这次游戏的结果大概也会有一群虫子对更多的一群观众说:傻逼!


游戏结束了。一时和谐所掩藏的对立、分歧、仇恨、灾难该现形了。该算帐了。大元帝国的人民艺术家在游戏未结束之前就揭露说:"那大汉下得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膛。"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几放着文书。""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游戏结束了。我们中国人的终极答案是,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我们每个人仍得各自解决安全、生存、承认、爱、自我的多种要求。翻译成国际歌的网络歌谣唱得好: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获得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像吸毒入幻的人,最终还是要以人的心智来接受并应对生存的事实。如果以汉语为血脉的人们仍不能从中感觉到安全,那么英语、法语甚至俄语、日语就是人们的必由之路;如果大陆中国仍不宜居,那么北美、澳洲甚至马达加斯加小岛都是人们移居的目标之一。


游戏结束了。那些一时和谐过的数字们,将再现其魑魅魍魉,再现其或狰狞或悲戚或平常势利的面容。


游戏结束了!game over!

六.


从前,在一座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这家人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学问,二儿子名叫年纪,三儿子名叫笑话。一天,三个儿子一起上山去砍柴,傍晚归来。父母亲问道:"你们三个各砍了多少柴?" 大儿子学问回答:"全无。"二儿子年纪回答:"一把。"三儿子笑话回答:"一担。"


老太太耳背,没有听清,老头又大声给她重复了一遍:"学问全无,年纪倒有了一把,笑话却多了一担了!"


开幕式的游戏、三十年改革的游戏大抵如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活成了笑话。但愿另外时空的人们原谅:这是在当代中国。


“哦,我的人民,我对你做了什么?”


“但愿审判不要过重!”



2008年9月写于中秋月圆之夜,越二日修订于残奥结束之时。

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

冉云飞先生的几篇常识文章

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冉云飞


纳税人的概念,在中国充满许多尴尬。一方面,你必须纳税,但你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没有得到与你纳税后相匹配的权利。中国人赋税之重而享有之权利是如此之稀少,即使得中国税收不合理程度,稳居世界前列。但官方和传媒却继续一直沿用“纳税光荣”等忽悠性词汇来进行洗脑性宣传,使民众不知纳税可以不必“光荣”,但一定要享受相应之权利。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而不替我们办事,有时不仅不办事,或者把事办得更坏,甚至采取诸种敲榨态度,此种做法实与抢劫之土匪一般无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所养的公权力机关,其门难进、脸难看、理难讲、态度横、易枉法是他们的常态。有时甚至感到他们不刁难纳税人,他们似乎就找不到做官或者运用公权力的快感似的。非得让纳税人低三下四,脸都给他笑烂,他才可能稍发善心,做一点本属他自己工作份内的事。这种严重的官民倒置——即本该官服务于民,却让官骑在民之头上——就是因为许多纳税人不知自己的权利何在而造成的。



韩寒是八零后中颇有识见的作家,他与白烨之争、评文坛老作家的文章里,以及日常许多文章里,都不乏一定的见识。但前两天我在读他《可怜的运动员》一文的时候,偶然看到他说:“我在现实生活里看到两个小孩在聊天,关于刘翔的问题,大意是一个说刘翔就算给我爬也得爬过终点,像个逃兵算什么。另外一个的立场是,刘翔是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他要退赛还得问问广大的纳税人同意不同意。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我对刘翔因伤退出比赛完全理解,并致以很深的同情。但在中国这种花纳税人钱的举国体育培养体制下,在各种商业利益的夹攻下,“体育政治经济学”正使刘翔的退赛变得绝不像外界公布出来的那般简单。刘翔退赛既不是逃兵,也不必纳税人同意——因为受伤是个实情,这要从科学来考虑,而此点不由纳税人决定——但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有相当之知情权,这里面有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的利益。各方利益都要受到保证,那么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难道就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对比姚明受伤后的全方位报道,刘翔退赛这种忽悠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就不能自解。你说又不是他想用纳税人的钱,但问题是你用了纳税人的钱,同时你也被官方绑架到用纳税人钱培养你的体育机制中来了,所以你不能只在这种绑架中得到好处,却不承担相应为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公布真相的义务。



刘翔退赛问题,已不是本文的重点。更有可商之处在于,韩寒说“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这种说法,至少违背纳税常识。在一般人的日常印象中,好像是只有挣钱的人才纳税,只有商人才纳税,只有有工资的人才纳税。换言之,所得税这个概念在一些民众心目中已经比较清楚,即挣钱和拿工资的人都在纳税。但不挣钱的人,只是纯粹的消费者如婴儿、小孩是否就没纳税呢?他也是纳税人,只不过这钱是其父母代缴。与所有民众有绝大关系的税种并不仅是所得税,联系更为深广的是流转税。通俗地说,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基本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尽管近年来所得税越来越多,但流转税依旧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主体。别的且不说,单是消费税,就是任何一个叫人的动物都免不了,除非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没有任何人不是纳税人。所以说,所有只要不是像“星期五”一样特定环境下的人,都在纳税,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税人,连乞丐都是如此。他乞讨得来的钱拿去兑换和购买所需品,就已然成为纳税人。有鉴于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以让更多的人明了自己作为纳税人在尽了义务后所得之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众之福。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权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产党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产党养的,你拿共产党的钱还骂共产党。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产党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党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权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2008年8月28日8:42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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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政府是中国人的胎教吗?
冉云飞


出了人祸,没有人出来负责;

开动生产线害人,地方官员是哑吧;

出了人命,当官的只当是死人如草风吹过;

出了群体死亡大案,没有主管官员坐过牢。

非正常死亡六十年,九常委从未道过歉。

这个政权不愧是毛太祖教导出来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出了事,媒体的调子、官员的口号、民众的脑子,都步调一致、统一思想地说:我们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什么?相信政府撒谎?相信政府强力弹压?相信政府的忽悠?相信政府抓人封口?相信政府不让媒体报道真相?相信政府强奸了你还要你喊爽?如果这也叫相信,那你不叫相信了,而是逼迫。把逼迫当作相信,把强压当作信服,把他的邪恶当作恩情来感谢,把他的枪口当成测量你勇气的试剂。这就是我们应该相信的吗?



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众都是在望梅止渴中度过的。当你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时,他就给来一个共产主义馅饼,让你对眼前不堪的生活安之如饴;当你说自己权利受到他们的剥夺时,他们就会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你们要看到未来。你看了六十年的未来,他说这人类长河的一瞬。你说这六十年来不堪生活,就是个巨大的灾难,他说你要为自己的儿女子孙奋斗嘛。当你的子女死尽,吃了毒食成了废人,当你年过半百,当你断子绝孙时,他又会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你问他:你爸妈生了你,我并没有出力,你怎么能是我的儿子呢?更可怕的是,你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伟人就是不一样,工序就是普通人繁杂得多。



敢自称自己是中国人民儿子的人,其实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子;敢自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政权的当局,其实就是掌握你生杀予夺大权的血腥机器。一个你没有做过任何工的人,却说他是儿子,你能相信吗?他让你占小便宜却吃了大亏;一个不经你不经人民真正选举的政权,却说他是人民政权,有比这样更混账的逻辑吗?有人说,你现在自少吃饱了嘛,闹腾什么呢?你!别说还有众多的人吃不饱饭上不起学,就算能吃饭能上学,这就是全部的人权吗?吃饱了饭把你关在一个大笼子,和关在猪圈里的猪有什么差别;能上学,但是上学校就教你爱党学毛概学思品学江三代学胡八耻,这不是教你听话教你愚蠢,这表面的好骨子里面却是在剥夺你真正的权利。



有人说你这很偏激,我说被人质绑架而爱上绑匪,并希望从中分一杯羹者,都喜欢这样说。一个人拚死要杀你灭口,你起来反抗这是正当防卫;一个自拥纳税人而养的军队、拿着纳税人丰盛的税收的集团,开动所有的传媒自我表扬自我歌颂,做了错事从不道歉,行了恶从不忏悔,你说是他偏激?还是我们这样的小民百姓偏激。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了,媒体宣传的口径还是,党和政府高度注重食品安全,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这种不说人话的方式,他们持续几十年,他们乐此不疲。新华社、人民日报这种花纳税所养的党产黄喉,开动其六十年来轻车熟路的说谎本领,混淆视听,掩盖真相,致民众以愚,把五一二大地震大批死难学生、把三鹿奶粉致大批婴儿或死或病,往那些根本就不是事件的主要负责者身上推。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高当轴似乎也乐意这样替那些跟屁虫背书,这种背书方式最终有一天会背到你面前。没有什么是可以侥幸逃过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不是现在受批评,就是受历史的鞭挞。这六十年来的非正常死亡总帐之细目,当然有所缺失,但你再掩盖再消灭,总有毁尸不及,总有灭及不完的时候,过去那些灾难,正在被有良知的人们一一翻检搜寻,而今的灾难应该有更多的人将真相说出来,那怕官方频繁地删文关网,总有漏网之鱼,总有一定的真相留存于人世间。在江湖上混,总有一天是要还的。我相信检讨、审判这个政权历史和现实中的恶,迟早会到来,我是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政府不是拿来相信的,更不是拿来供着的,而是拿来批评的,甚至是拿来辱骂的,更是拿来合理推翻的。即便是民主自由政体下的政府,也不是拿来相信的,而是拿来监督拿来批评拿来让其反省的,没有什么相信政府的陈词滥调。不称职政府就不应该尸位素餐应该下台,这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政府是纳税人养的,纳税人让渡部分利益出来,请他们作公共管理,他们管理得很差,拿了我们的钱不替我们认真办事,这比小股土匪可恶万倍。因为运营政府的官员千百万,那不是任何时代的小股土匪、区区黑社会所能比拟的。不把相信政府当作自己的胎教来信仰,政府是拿了你的钱办事机构,仅此而已。政府不是一个高尚的养成机构,相反,权力里面浸透着巨大的利益,如果没有真正的约束,其为恶起来极为恐怖可怕,就像当今政府对整个社会信用系统的破坏与坍塌,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谁该相信这个撒谎成性的政府,谁又还相信这个作恶多端的政府呢?



2008年9月17日8:38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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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政府是我们的国耻
冉云飞



今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9.18国耻日77周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中最为深重的灾难,是帮助催生今天这样的政府。没有日本的侵略,根本就不可能今天政府的基底。所以五十年代毛泽东说要感谢皇军,同时放弃彼时十分贫穷的中国对日本的赔款(庚子赔款唯一没有返还中国的国家就是日本),这样的“大恩”都是建立在破除意识形态的封锁和党派利益的孤立上所做出的衡定。不特国家放弃赔款,在八十年代前甚至堵塞、压制中国民间要求日本对民众所犯下罪行的赔偿。当然催生一个六十年的集权政府,除了日本外,还有一直以来对中国版土疯狂掠夺的“老大哥”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也好不到哪去)的“帮助”。日本的侵略不用说了,苏联打着帮助中国的旗号,实则扶则其利益的代言人、儿皇帝,故尔催生一个给民众带来极大灾难的政权。自然,除了日本和苏联对今天中国人的灾难铸下大错外,还有我们特产的专制制度和奴隶文化。三点合力起来,不带来六十年的集权灾难都很难。



由77年的国耻日,到今天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国耻日,这种非战争下的国耻,尤其使我们深受痛创。别的年份所发生的灾难,我们姑且按下不表,单说今年所发生的灾难,这个花费我们纳税人巨资的政府的因应,不仅不及格,甚至是人为地在制造灾难。从年初的雪灾、五一二大地震、奥运举办、三鹿奶粉事件,都使国民蒙受极大的伤害。年初雪灾应对能力之差令人切耻,五一二大量校舍倒塌致使许多无辜学生死亡,八月奥运疯狂限制民众自由,近日的襄汾溃坝使多少家庭添新鬼而成残缺,九月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废我大量婴儿,真可谓罄难山之竹,倾东海之波,无以数其罪。至于其他不应发生的交通事故、矿难等人祸,真可谓难以遍及。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你的付出是何其多,你所得是何其少,有时你都会想这一切是不是前定的宿命?是不是中国人的命贱?是不是中国人不配有世界上其他民主自由的国家之人民所应得之权利?但我们理应细想,不是我们的生命贱,而是我们的权利在这样的政府管理之下,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他们花纳税人钱的目的,只是更好地剥夺纳税人的权益,只是更好把纳税人当猪狗一样来管制。



今年发生的诸多灾难甚至说六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灾难,据我初步的思考,都有以下几个相同点:



一:掩盖真相,混淆事实。五一二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没有真正的调查,学生死难没有准确数字。这样大的灾难,通过户籍制度通过基层政府,真的是很难吗?不,他们不想调查,主要是怕公布死亡人数的真相,那样一来,死亡在十万以内的造假数字则不攻自破,学生死难的人数也会触目惊心。现在三鹿毒奶粉的事件和襄汾溃坝大案,受害和死亡人数永远也会成了一谜底。真有让民众出现了什么样的危害,要分地域的公布名单,而且允许传媒公开报道,允许老百姓公开举报哪里还有遗漏。但这一切,在如今这个“为人民服务”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政府管理下,会真正实现吗?



二:官员撒谎成性,简直令人怒不可遏。李长江说质监总局以前没有发现过三聚氰安,这是当众撒谎,且不说徐州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已被闹得沸沸洋洋(据网上资料显示李局长还说美国之所以在意毒饲料是一种反华行为,我觉得李局长这样的官员如此对待民众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同时三聚氰安至少在今年三月已被发现,但国家质检局为什么视而不见?他们所实行的免检产品,不仅是推卸责任,而且是变相为质检局谋重大的私利,这就像工商局评名牌产品一样,其实是国家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行为。关于三鹿奶粉为何不公开的问题,河北省政府也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隐瞒(其实我怀疑中央政府都早已知道,何况河北省政府?他们只不过想把压力往下压,将民愤的方向下移而去掉对最高当轴的烈火罢了)不报三鹿奶粉的问题。而三鹿奶粉事故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推迟公开发布毒奶粉的信息,致使大批婴幼儿受害,这是一种公然的刑事犯罪,理应通过法律,通过受理民众的索赔,使他们受到更为强劲的惩处。



三: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今年诸种灾难中的新闻报道,当然实行各种无理无耻的管制,但对内外却是很有差别,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政府只是为了消除国外的批评,而奥运时的奶粉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所说是事实,那么这种对中国民众的歧视行为,就是对我们中国民众的侮辱。让国外的人吃上放心奶粉,固是你应该做的,但国内的民众就是贱民,理应受到毒奶粉的侵袭吗?专门以整治自己民众为主要工作目标的政府,其合法性到底何在?



四:找小替罪羊,最高当局从无道歉,更没有真正的政治制度改革。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发生的诸种大小灾难,其根子就在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这一切都是总灾难的根源,没有比这种根源更重要的。行业管理、市场监管,在一个极端自利的威权政权管制之下变得十分走样,极为各种利益交换的摆设,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基本没有博弈能力的普通民众。一个政府不重视民众生命,甚至以蔑视民众的生命作为自己工作的指针,其存在意义何在?



五:控制传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控制传媒控制信息的公开发布,控制真实的惨况,控制民众的反对情绪,使得民众在没有真正公开的信息的情形下,不能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判断,匆忙地接受他们一点小恩小惠似的安抚。更有甚者,有的受到了伤害,因为不知情,连一星半点的补助都没有得到,而只好忍气吞声。没有诸种信息的公开公正报道,就是对民众利益的最大伤害。六十年来,这个政府在这方面所犯的罪行,实在可称为国耻。



我们呼吁,政府应该理智理性地面对灾难的发生,切实地负起责任来,不要因巨大的恶政惯性继续而发挥自己的冷血本领。任何一次灾难的发生都万箭猬集地指向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政府应由真正的民选的实质性问题。中央政府应该拿真正的诚意出来,来进行民主自由的政治改革,还权还利还自由还尊严于民,让民众对这个曾经灾难深重、相信将来会变美好的国家,继续保持应有的归宿感与认同感。要知道,政府是流水的兵,而国家才是铁打的营盘。也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万岁(共产党就是流水的兵,你看中国几千来的朝代更迭就知道我所说不诬),中国要比你共产党长久得多(除非有不可控制的外力入侵与毁灭,中国绝对是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想挟持至甚想变成铁打的营盘,是一种可耻的僭妄。为了中国这个铁打的营盘的建设者(民众)们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有自由,让这块铁打的营盘变得更美好,现在是中国政府作出正确改变的时候了。



2008年9月18日国耻纪念日77周年7:57分于成都

2008年9月10日星期三

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

从希特勒到皮诺切特(译者注:智利前领导人),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未来的独裁者都需要采取一些特定的步骤来摧毁宪法允许的自由。而且,Naomi Wolf认为,布什和他的政府看起来正在完全采取那些步骤。

这篇文章在2007年4月24日(周二)发表在卫报(the Guardian),Comment&feature栏目第四页。最近一次更新在2007年4月24日20:02。



去年秋天,泰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政变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相当系统的步骤,就好像他们有一张购物单。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确实有。在政变的那几天,自由消亡:政变领导人宣布了军事法律,将武装军队送到各个居民区,接管了广播和电视台,对媒体加以约束,旅游限制更为严格,并且拘留了一批活动家。

当政变进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指出这些。如果你回顾下历史,就会发现在把一个开放的社会转变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本质上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用或多或少残暴的方式,在或多或少的血腥中被反复利用。但它始终有效。民主的建立和维持是如此的困难和艰巨—然而历史证明消亡民主又是如此简单。只要你愿意采取10个步骤。

去思考这个很难,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看看,那么你会清楚地发现这10个步骤中的每一步都已经在美国被布什政府采用。

因为像我这样的美国人生来就享有了自由,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甚至连考虑到我们也有可能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国内无法享有自由都很难。我们不再了解自己的权力或是政府的制度,因为了解宪法的任务已经从公民的所有权中被外包给了那些律师、教授等职业领域,因此我们难以承认建国者们定立的政府间的制约平衡正在被系统的打破。因为我们不大了解欧洲历史,因此“国家”安全部门的建立——试想以前那“国家”这个字眼的狂热拥护都是些什么角色——并没能如愿的敲响警钟。

我认为,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乔治·布什和他的政府正在采用这个受过历史考验的策略来关闭这个开放的社会。正如作家、政治记者Joe Conason所言,是时候来思考这些看似难以想象的事实了,它很可能发生。我们在觉醒的道路上也尚有很长的路待走。

Conason雄辩地警示了美国独裁主义的危险。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吸取欧洲及其它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训,来理解我们所看到的正在美国演变的事件中潜在的严肃性。

1、出现一支遍布国内外的可怕的军队

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我们陷入举国震惊。之后不到六周,在2001年10月26号,《爱国法案》几乎未加争论便被国会通过,许多议员说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读一读。我们被告知处于“战争临界状态”,处于一场反抗意图“消除文明”的“全球哈里发时期”的“世界大战”。美国在限制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几次危机,比如内战期间,当林肯宣布军事法律的时候,又或者在二战时,当数千日裔美国人被扣押的时候。但是这次,如Bruce Fein在他的《美国自由议程》中提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所有其他的战争都有一个终点,这使得自由可以重返;而此次战争被界定为在时间上没有终点,在空间上不分国界——整个世界就是战场。“这一次”,Fein写道,“将不会有终点。”

制造一个可怕的威胁——多头蛇似的,遮遮掩掩的,邪恶的威胁——这是个老把戏了。就像希特勒把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求助于人民,这种把戏基于现实的事件:一个威斯康辛大学教师面临解雇,原因是他说在那么多事件中,在那场涉嫌共产党纵火的1933年2月国会大火之后,纳粹德国迅速通过了《授权法》,而这项法律在无时间限制的国家紧急状态下取代了宪法。或者这种可怕的威胁可以基于神话,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全球犹太危机”的制造。

不是说遍布全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算不上一个极大的危险,它当然很危险。我认为,用于传达威胁的语言在美国产生的作用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得多,比如曾经也受到过猛烈的恐怖袭击的西班牙。西班牙人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一场重大的安全威胁,而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正在被威胁消亡。因此,这使得我们跟愿意接受对我们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古拉格(译者注:前苏联劳改营)

一旦你让每个人都觉得害怕,那么下一步就是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狱系统(正如布什所为,他试图将位于关塔那摩的美国拘留中心置于一个合法的“法外领域”下)用以实施酷刑。

首先,将被送到关塔那摩的人会被人们视为不被接受的外人:惹是生非者,间谍,“人民公敌”或是“罪犯”。起初,人民倾向于支持这样的秘密监狱系统,这使他们觉得安全而且他们也不去辨明这些罪犯的身分。但是很快,公民社会的领导人——决策反对者,工人运动家,神职人员以及记者——也被逮捕并且送往关塔那摩。

这一过程发生在人们转变为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反民主者镇压民主的过程中,范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德国乃至20世纪七十年代的拉美政变。这是关闭一个开放的社会或是镇压一次民主起义的标准措施。

既然那些关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监狱里的,当然了,还有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的政治犯们未经审判,也未经法律的正常步骤就被无限期的关押虐待,美国现在当然已经有了它的古拉格了。布什和他国会的同盟最近宣布他们不会发布任何关于遍布全球的神秘的中情局“black site”监狱的信息,而这些监狱是用来关押那些从街上抓来的人的。

在历史上,古拉格不断转移,变得更大更机密,甚至更致命更高效。我们从第一手的报道、图片、影像和政府文件中得知人们,不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都在美国运营的监狱中遭受折磨,无论是我们已经了解到的监狱或是我们无法调查到的。

但是美国人依旧认为这个监狱系统和虐囚行为牵涉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身份不明的棕色人群。保守派专家William Safire勇敢的引用了反纳粹牧师Martin Niemöller,的话(他曾经作为政治犯被关押):“他们首先为犹太人而来。”绝大多数美国人还不明白关塔那摩监狱法制的坍塌也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顺便一提,用来否认罪犯应有的法律审判程序的军事特别法庭的建立是在向法西斯转变的早期出现的产物。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都建立了这样的军事法庭。1934年4月24日,同样的,纳粹也建立了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来绕开司法程序:囚犯未被起诉有罪就被无限期关押,并且通常是单独关押并受酷刑,受审判支配。最终,特别法庭成为了一个平行系统,它向普通法庭施加压力使它们在裁决时抛弃法律,这有利于纳粹的思想体系。

3、建立恶棍阶层

当领导人寻求关闭一个开放的社会即我称之为“法西斯转变”的时候,他们会把可怕的年轻男子组成准军事队伍并把他们派去恐吓市民。穿黑衣的队伍游荡在意大利郊区打击共产主义者;穿棕衣的又在整个德国举行暴利集会。这种准军事武力在民主社会尤其重要:你需要市民去害怕这些暴徒,所以你就必须使这些恶棍逃脱法律制裁。

911发生后,负责美国安全的承包商们走了大运,因为布什政府把传统上归美国军队负责的领域的工作外包给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合同被分配给了国内外的雇佣军们。在伊拉克,一些这样的合同被控告涉及虐囚,骚扰记者以及攻击伊拉克平民。但是在由曾经的美国出任巴格达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颁布的,旨在管理在伊拉克的安全承包商的第17号法案(Order 17)的保护下,这些承包商被免予指控。

是的,但那是在伊拉克,你可能会这样辩解。但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后,国土安全部在新奥尔良雇佣并部署了上百名私人武装保卫。一位调查性新闻报导记者Jeremy Scahill采访了一位匿名的保卫,那名保卫称他们曾经向城市里没有武装的市民开过火。过去它诚然是自然灾害下的小插曲,但是政府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意味着,私人承包的军队在美国本土的行动范围在慢慢地变大——以“危机和紧急事件管理”的名义。

美国恶棍?2000年,在弗罗里达,一群愤怒的共和党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和裤子,威胁记民意调查的选票的工人。如果你回顾下历史,你可以想象在接下来选举当日会有对“公共秩序”的呼吁。假设在选举当日有抗议,或威胁,历史不会排除一个私有安全公司出现在一个民意测验站来“重建公共秩序”。

4、建立国内监视体系

在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在纳粹德国,在共产主义东德,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每一个封闭的社会——机密的政治间谍隐藏在普通人群中而且鼓励邻里间相互揭发。前东德国家安全局(the Stasi)需要的就是由少部分东德人组成监视体系来确保大部分人被监视。

在2005年和2006年,当James Risen 和Eric Lichtblau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篇关于政府窃听市民电话,偷窥邮件和追踪国际金融交易的机密方案后,普通美国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同样的,处于国家监视体系中。

在封闭的社会,监视体系被理解为“国家安全”,其真正的作用控制市民,约束他们的行动和异议。

5、“骚扰市民”集团

第五件要做的事与第四件相关——潜入并骚扰市民组织。这可以是微不足道的:在帕萨迪纳市有个教堂,这个教堂的牧师布道说耶稣是支持和平的,然而这个教堂却被美国国内税务署调查;而另一所共和党人投票的教堂,在美国税法下同样是非法的却可以免于调查。

骚扰也可以更严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报告说上千个普通美国反战,环保等组织已经被别的机构侵入:一个秘密的五角大楼数据库在其1500余条“可疑事件”涵盖了超过48个美国普通市民的和平反战会议、集合或是游行。另一个同样神秘的机构是国防部下的反间谍前线活动机构Cifa(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它收集国内从事和平政治活动的组织的信息。Cifa监视普通美国民众的活动来跟踪“潜在恐怖威胁”。一个鲜有提及的新法律重新定义了行动主义,比如把保护动物权利抗议定义为“恐怖主义”。因此“恐怖分子”的定义也将慢慢扩大到包括那些非恐怖主义者。

6、专横的拘留与释放

人们害怕这一点。这有点像猫鼠游戏。调查性新闻报导记者Nicholas D Kristof 和Sheryl WuDunn做文《中国觉醒:为了一个新兴大国精神的奋起》,在文中他们记叙了在中国的民主运动,比如魏京生数次被逮捕和释放。在一个正在封闭伙计已经封闭的社会,会有一个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名单”,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会成为目标,而且很难再次从名单中消失。

2004年,美国运输安全局证实了他们有一份乘客的名单,上面的乘客是安全搜查的目标,并且如果他们想逃,情况更糟。谁发现他们自己上了名单?2位在圣佛朗西斯科参加和平活动的中年妇女;支持改革的参议员Edward Kennedy;委内瑞拉政府的一员——在委内瑞拉总统谴责布什之后;以及数千名普通美国公民。

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Walter F Murphy是全美最杰出的宪法学者之一,并且是经典著作《宪法的民主》的作者。Murphy也是前荣誉海军,他甚至在政治上也不那么推崇改革。但是在今年3月1号,他在纽华克被拒绝登机,“因为我在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上。”

“你曾经参加过任何和平游行吗?许多人因为这个被禁飞。”一个航空公司职员问他。

“我解释说,” Murphy回答,“我没参加过游行,但是在2006年9月曾经在普林斯顿开过一个讲座,在讲座上我强烈谴责了乔治布什许多违宪的举动,而这个讲座是电视直播的并且还放到了网上。”

“那就是了。”那个职员说。

参加反战游行?潜在的恐怖分子。支持宪法?潜在的恐怖分子。历史表明“人民公敌”的名单在公民生活中扩张的更深。

美国公民James Yee,曾经作为一个穆斯林牧师却被起诉胡乱使用保密文件而被关押在关塔那摩。他在审判下达前即被美国军队攻击骚扰。Yee已经被多次关押和释放,他现在仍是美国军队感兴趣的对象。

Brandon Mayfield,一个美国公民,俄勒冈州的律师,被错误的认定为潜在的恐怖分子。他的房子被人秘密的闯入并且偷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尽管在随后的控告中他被判为无罪,但他仍旧在名单上。

法西斯社会的标准惯例就是你一旦上了名单,就再也不可能被划去。

7、攻击重要人物

威胁公务员,艺术家和学者如果他们不按规矩做事就会丢掉工作。墨索里尼抓捕那些不遵守法西斯规定的大学校长;约瑟夫·戈培尔(纳粹德国时期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也一样,他清洗那些不赞成纳粹统治的学者专家;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也这么做,中共政治局(原文“Chinese communist Politburo”不知是否可以这么翻)也曾惩罚那些支持民主的学生和老师。

因为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所以这些寻求法西斯转变的人要严惩那些学者、学生和教授如果他们不“合作”——戈培尔术语,在思想观念上“合作”。因为公务员是社会中最易受政权影响、责难的一部分,他们也就成了法西斯早期“合作”的典型对象:1933年4月7日纳粹德国通过了重建专业行政部门法(the Reich Law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好几个州的立法机关中的布什党羽向州立大学的校长施压,要求他们惩罚甚至开除那些批评政府的教授学者。至于公务员,布什政府已经干预了一位军事律师的工作,这位律师呼吁政治犯应得到公平的审理,但是一个政府官员却公开恐吓那些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事务所,其称他们将会使这些事务所的主要顾客去抵制他们。

另一方面,一位中情局人员被剥夺了她赖以工作的资格:参与机密的资格(security clearance),因为她在她的博客上说“水刑是种酷刑”,而这个博客也已经被关闭了。

最近,政府用政治上不大忠诚为借口清洗了8名美国律师。当戈培尔在1933年4月清洗行政部门时,律师也是“合作”的,这为随后愈演愈烈的酷法的实施开辟了道路。

8、控制媒体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意大利,三十年代的德国,五十年代的东德,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七十年代的拉美独裁统治时期,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所有的独裁统治期或是未来的独裁者都把报纸和记者作为靶子。他们在试图关闭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过程中威胁、骚扰媒体,在一个已经被关闭的社会逮捕他们乃至更甚。

保护记者委员会称美国记者被逮捕的几率一直是很高的:Josh Wolf,一个旧金山的博主,因为拒绝交出一次反战游行的录像带而被捕入狱1年;国土安全部安排了一名罪犯的投诉来控告记者Greg Palast,投诉状中这名罪犯宣称当他和一个电视剧制作人在路易斯安那拍摄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时,Greg Palast以“临界基础设施”威胁他们。Palast曾经写过一本谴责布什政府的畅销书。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惩罚记者和作家。Joseph C Wilson在纽约时报的社论专版中控告布什在基于一个错误的指控后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的水深火热中,这个错误的指控即萨达姆·侯赛因在尼日尔拥有核反应燃料重油酸铵(俗称黄饼)。随后他的妻子,Valerie Plame,作为“中情局间谍”被解雇——以葬送她的职业来报复。

不过,如果公正的同美国在伊拉克为掩盖冲突而对记者的所作所为比起来的话,迫害和失业还算不了什么。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了多次美军向或威胁向独立记者或摄影师开火的报道,所属新闻机构从半岛电视台到BBC均有。西方人可能会质疑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那么他们就应该看一下像BBC的Kate Adie(以战争现场报道而著名)的报道。在有些例子中,记者受伤甚至被杀,包括2003年丧生的英国ITN广播电视公司的记者Terry Lloyd。无论是在伊拉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美联社都有员工被美军逮捕并关押在暴力横行的监狱中;新闻机构也无法搜集到对美军不利的证据。

随着社会被关闭,真实的新闻也被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皮诺切特向智利公民出示伪造的文件来支持他恐怖分子正要袭击他们的国家的言论。核武器指控,一样也是基于伪造的文件。

在当代美国你不可能看到新闻业的倒闭,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诚如Frank Rich 和Sidney Blumenthal指出的那样,一股稳定的谎言流正在污染新闻业。你现在拥有的只是白宫导演下的一连串伪造信息,这些假新闻从不间断并且想要从中找出真实的一面也是越来越难。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

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每一个封闭社会都是这么做的,正如他们把法律详尽阐述到把越来越多的演讲定义成犯罪,把“间谍”和“卖国者”无限放大。当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Bill Keller刊登了Lichtblau和Risen披露的“窃听门”,布什谴责纽约时报卑鄙的泄露了国家机密,国会的共和党人要求把Keller审判为叛国,右翼的评论员和媒体也一再的强调其“叛国”。一些评论员,比如Conason,洋洋得意的提醒读者违反《间谍法案》的其中一种惩罚就是死刑。

Conason指出违反《间谍法案》的严肃性是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人们要记得1938年在莫斯科被控告叛国的消息报主编Nikolai Bukharin,事实上,他最后被处死了。更加重要的是要提醒美国人在1917年《间谍法案》最后一次被广泛援引的时候,也就是在臭名昭著的帕尔默袭击时期,左翼激进分子在没有法院的传票下就被逮捕,关押高达五个月,而且根据历史学家Myra MacPherson的调查,他们还遭受“拷打,禁食,窒息,折磨,死亡威胁”。在那之后,近十年异议只敢保持缄默。

在斯大林苏联时期,持异见者乃“人民公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把那些支持魏玛民主的人称之为“11月叛国者”。

这里就是界限: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自从去年9月国会错误的,愚蠢的通过了《2006军事委任状》——明确了总统具有把任意一个美国公民认定为“敌方战士”的权力。他有权力定义什么是“敌方战士”。总统还能任命任何一个他从执行分支挑选的人来定义“敌方战士”——以任何一种他或她想要的方式,然后根据此定义抓美国人。

即使你或者我是美国人,即使我们对于他所指控我们的罪名是多么的无辜和清白,他仍然有权在我们明天去纽瓦克转机的时候逮捕我们,或是在家门口实施抓捕,把你或者我运到一艘海军的船上,等待审判的时候把你或者我隔离可能好几个月。(心理学家认为,长期隔离会诱发精神健康的犯人出现精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的古拉格有隔离单间,关塔那摩也是。最新的第六营,也是关塔那摩最凶残的设施,就全是隔离单间。)

眼下,我们美国人最终将会得到一个审判。但是宪法权力中心的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布什政府正野心勃勃的不断地哪怕是在给于美国公民公平的审判权上寻求回避。“敌方战士”是种身份犯罪——你甚至什么都没做就有了这样的罪名。“我们已经彻底进入了一种防备型拘留模式——你看上去像是会做坏事,你可能会做坏事,那么我们就要逮捕你。 ”宪法权力中心的一位发言人说道。

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想到这一层。怪不得这虽然是真的,但很难使人信服。在每一个封闭社会,总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逮捕行动——通常是反对党领导人,牧师和记者。然后舆论就缄口不言了。在这些逮捕行动之后,民间社会仍然有一些正面的报纸、法庭、电视和电台,只是不再有异议,不再有自由。如果你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我们正处于逮捕行动开始之前。

10、中止法治

《2007年国防授权法案》赋予了总统新的逾越国家条例的权力。这意味着现在总统有权力来宣布国家是否处于紧急状态。当他在俄勒冈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能不顾密歇根州长和市民的反对把密歇根州的国民自卫队派遣过来来强行落实这一状态。

尽管美国人也关注布兰妮的堕落,追问着谁是Anna Nicole(著名艳星)的小孩的父亲,但是《纽约时报》还是对这个法西斯转变写了社论:“华盛顿最近的纷扰现象正是严厉打击了美国人民主意愿的法律被悄悄通过了……在事实暴动之前,总统可能会把军队当成国内警力来回应自然灾害、疾病暴发、恐怖袭击或是任何‘情况’。”

批评家把这个现象看成是对《地方保安队法》(Posse Comitatus Act)的公然违背。《地方保安队法》是为了限制联邦政府为实施国内法律而滥用军队而制定的。民主党参议员Patrick Leahy认为法案给予了总统宣布宣布联邦军事法律的权力。这也同样违背了开国元勋们制定我们这一政府系统的初衷:目睹公民被君主制的战士射杀,建国者也被这高度掌握在暴虐的行政长官或是党派手中的国民自卫队力量吓住。

当然了,美利坚合众国在面对暴力,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或是希特勒屠杀政治犯一样趋向政治系统的彻底封闭的时候也不是不堪一击。对于任何可能像那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的民主习惯是足够坚韧的,我们的军队和司法系统也是足够独立的。

但是,也如其他批评家点明的,我们在民主上的试验也可能被一系列的侵蚀所停止。

认为在法西斯转变的早期就能在半空看到隔离铁丝网的想法是错误的。在早期,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1922年卡拉布里亚(意)的农民还在庆祝丰收;1931年柏林的市民还在逛街购物看电影。像奥登(WH Auden)所写的,在早期,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当一些人在经受折磨的时候,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的对灾难视而不见。”

美国人也从容的对灾难视而不见,把视线转向网络购物和美国偶像,殊不知民主的建立已受到致命的腐蚀。有些事已经深刻的改变了并空前的将我们削弱:今天我们的民主传统,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自由的媒体是在“战争”并且是“长期战争”的背景下的。无止境的被形容成战场遍布全球的战争,在美国公民意识到之前就赋予了总统剥夺美国公民自由或是长期监禁他们的权力,只要他说了算。

这意味着潜藏在一切看似自由的机构的建立之下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空洞,而且这些机构的建立在某些压力的控制下也能让步。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如果”。

如果,在一年半之内发生了另一次袭击,比如,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脏弹袭击?行政长官就能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历史表明任何一个领导人,或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尽可能在危机排除后维持紧急状态权力。废除掉传统的制约与平衡后,无论是希拉里做总统还是朱利安尼做总统我们都一样危险——因为任何一个行政长官都会尽力实现他或她的意愿,并且是通过法令而不是通过艰巨的不确定的民主协商与妥协。

如果一家美国主要报纸的执行主编被控告叛国或是从事间谍活动,就好像去年右翼分子努力恐吓Keller一样?如果他或她获刑10年?第二天报业会成什么样?从历史判断,他们不会停止印刷,但是他们一定会迅速变得礼貌。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爱国者在尝试为我们抑制专制统治的浪潮——宪法权力中心的员工,那些为政治犯辩护而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还坚持着用各种途径去最高法院申诉;在一个新的名为美国自由日程的组织的带领下,美国民权联盟的活动家和杰出的保守党人正尝试着击退腐蚀性的新法。这小部分各式各样的人群需要每个人的帮助,包括那些因为知道美国的真正民主就意味着世界的民主从而愿意向美国政府施压的欧洲人和其他国际人士。

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并且直面“如果”。因为如果我们不作改变,“美国之亡”将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一个不同的时刻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刻感到需要回想一下:历史是怎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应当做的。

“一切权力、法律、行政,以及司法的集中……是专制统治的定义,” James Madison写道。我们仍然能选择阻止这一切发生;我们可以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国家而战,接过建国者要求我们继续挥舞的旗帜。

Naomi Wolf《美国终点:警示年轻爱国者的一封信》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

张五常断言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 大陆学者一致反对

2008年09月08日 10:13中国新闻网

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奥运会结束之后,不论是高层、还是学界,注意力迅速转回国内,着手认真地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

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长期关注、甚至参与各个领域改革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秦晖、周其仁、樊刚、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因而,这个会议是观察学界未来关注点的风向标。

与会者一致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制度变化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性,由此导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财富与政府财政收入以较高速度增长。与会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增长奇迹。

专程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这种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这个看法过于乐观。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其根源不完全是周期性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

如果视野超出经济领域,不是只看财富,而是观察社会、政治领域,则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而繁难。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广泛的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尚不够完整。

也正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初步发育的市场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门过度卷入经济活动中,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商业纠纷转化为官民冲突。“双轨制”使得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大规模进行“寻租”,腐败现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会蔓延。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形成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其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扎实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正是这些现象,曾经引发了2004年到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分化”“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虑的辩解,也没有使公众释怀。

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国的富裕与三十年前的贫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国还需要那些制度变革。学者们普遍相信,惟有通过进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够完善市场,进而使中国社会继续良性转型的进程。

学者们提出的策略包括,减少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权力;严格限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当公司,不能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给公众以更畅通的财政民主参与渠道。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人权同样也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与会学者都同意吴敬琏的说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改革,完善宪政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完善市场制度;要实现社会繁荣,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满足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却必须依靠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

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

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

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jjsp/200809/0908_4457_770757.shtml

2008年9月7日星期日

以不变应万变还行得通吗?

以不变应万变还行得通吗?

傅国涌



2008年的中国,一方面官方导演的一场大戏正在登场,以奥运会来彰显盛世,向世界宣示天朝威仪,向民众炫耀自己的强大不可挑战,一方面却是接连的大灾大难,天灾与人祸不断示警,毫无疑问,中国已进入多事之秋。改革已死,奥运之后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这个苦难的老大民族还有未来吗?对于掌握了绝对优势资源的统治阶层来说,对这些问号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的体制,以不变应万变,尽最大可能地压制一切不满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和反抗的声音,把所有的喉舌牢牢地控制在手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成语的现代版都将不断上演,继续以毁灭生态环境和世道人心为代价,漫无节制地攫取世俗利益,这种贪婪的赤裸裸的末世心态,已越来越不加掩饰,至于民族的未来他们已不再考虑,我死之后或者我移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自以为可以驾驭万物人间的强势集团,不敬天、不畏神,对一切都没有一丝的敬畏和谦卑,任何的灾祸自然都不会放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以唯物主义者自许,在没有比他们一种物质力量掀翻他们的宝座之前,他们不会在意任何警告,不会忌讳任何的天怒人怨,他们将一意孤行到底,直到一切都不可挽回、无法收拾。



只有把暴力威胁和谎言欺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仅仅有暴力、不加修饰的暴力是不够的,与单纯的暴力相比,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有着特殊的功能,当谎言一而再地重复,重复得人们耳熟能详时,人们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并无条件地信服谎言。这样的统治就会稳如磐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对于任何在某个角落发生的新闻事件,官方都可以任意做手脚,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向不明就里的大部分民众宣布,然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官方仍然想用老办法来应付一切,难度已变得越来越大,至少一部分已免于愚昧的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解释。官方可能无法想象,自己的铁捅江山依然固若金汤,他们说的话,竟会有人不相信,费多少口舌,效果都不明显。



对于每天要为生计奔波、为衣食而忧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余暇、没有兴趣、更没有力量来回答这些问号,除了苟全性命于盛世之间,乞求能够善终,除了无可奈何地等待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奢望。罗斯福当年提出的四大自由,人类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在我们这块东方的土地上至今还是一个遥远的梦,说到底,我们连免于愚昧的自由也没有得到,从教科书到不能越雷池半步的教育体制,从无远弗届的 CCTV到所有大大小小的媒体,哪怕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的互联网,官方的高度垄断和严厉管制,使国人要免于愚昧变得很困难。健康的价值观有赖于真实的信息,如果从教科书上、从课堂上、从许多常见的出版物和媒体得到的历史都是经过意识形态严格过滤的,如果教育和新闻都处在某种单一导向之下,要跨越这些强有力的障碍,完成自我启蒙,生活在真实中,又谈何容易。这是官方价值仍能欺骗许多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其他的真实信息很少有机会抵达大多数人。除非你刻意去寻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获取信息门槛显然有点高了,毕竟不是伸手即可得到。但是,对自由,对于更好的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人也不会例外。通过网络和其他渠道,开始追求自由的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多了。这种追求常常是理性的、温和的,是思想和心灵上的自我解放。但是,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强化和深化,压力越来越大,谁也不能预计未来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爆发出来。说实话,我不想看到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那种山呼海啸、玉石俱焚,不希望“天街踏尽公卿骨” 的历史重演。多年来,民间社会本着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曾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权势集团顺应潮流和民意,启动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化解矛盾,释放压力,确立和平转型的方向。而官方试图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拒绝作出回应,漠视民间的呼声。今天,稍有良知的人都已清楚地感受到,留给这个民族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近一个甲子的有效统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吏治的全面败坏,穷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对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一般人生活构成的巨大压力,旧的政治制度难以适应已经变化而且还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因为互联网迅速拓宽的多元舆论空间……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不再是过去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此刻,无论官方提出多么漂亮的口号,无论承诺什么样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只要不是动真格的,不触及最本质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型的不受制约的政治制度,人们就不会相信,不会为之欢呼。当改革不再给普通民众带来什么,当改革不再给把一个民族带往健康良性的方向,改革实际上已经死了,人心开始思变。权势集团除了顺应,其实已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可以逆转的,招募多少网警、武警,拨出多少经费都将无济于事。瓮安事件以暴烈的姿态登场,就是社会积聚的怨气、不平,在某一个社会角落的一次爆发,这一点其实官方也同意。我相信它完全是自发的,一哄而起的,是无意识的,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是最典型的官逼民反。瓮安不是孤立的例子,它和每天在大地各个角落发生的暴力案件,杀警察、捅城管、煤气罐冲街道办……构成了乱世将临的一幅幅图画。



6月28日突然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当地民众揭竿而起,点火烧衙门,就是一个不安、不祥的信号。尽管官方告诉我们,这不是人民起义,这是“黑恶势力 ”从中作梗\插手煽动所致,但是,这种一锤定音的说辞很难说服天下之人。从网络论坛、个人博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压根就不相信官方公布的就已经是事件的真相。官方使尽吃奶的力气开动舆论机器,努力自圆其说,想说服全国人,收效仍很有限。更多的人开始学会用自己观察,自己思考。瓮安事件之后,是继续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该是权势集团做决断的时候了。为防止类似瓮安这样的激烈事件在其他地方不断重复,后奥运时代,中国该拉开新的帷幕了,而不是在老舞台上唱老调子的老戏。归根到底,在一个已经变化而且还在迅速变化中的大时代,以不变应万变的如意算盘不能再翻来覆去地玩下去了,如果要为这个民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的话。



2008年7月9日

2008年9月4日星期四

北京奥运的总开销

座谈人:巩胜利先生,著名中国问题学家,评论家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时间:美东时间2008年8月14日


座谈提纲:


一、 历届奥运会花费的记录

大大超出历届奥运会的耗费

29届奥运官方预计投资420亿美元;
29届奥运广告商投资达543亿美元①;

京奥这一数字创下了100多年来、历届奥运会投资之最。
2008奥运会投资420亿美元,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近4倍多,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5倍多。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的投资规模,创举超过了奥林匹克至今108年记录所有奥运会投资的总和。

二、 各届奥运会主办国国民收入水准比较

奥运史上唯一一个“低收入国家”举办最贵的奥运。

29 届奥运会中(含第29届),只有三次在非“高收入国家”举行,其中中国在29届举办国中,是最贫穷举办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不足3000美元),另外的俄罗斯(22届)、墨西哥(19届)举办时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466—10725美元),中国是全部29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20 个国家中,人均国民总收入最低、也是唯一一个“低收入国家”。

三、 北京奥运:何以最穷国花最多钱?

源于“中国特色的制度”——非法治,无民主。无制衡,非市场经济

中国与所有举办奥运会城市、举办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全球第一大的奥运投资,基本都是长官意志的结果;中国还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计划经济”指令在奥运空前大投资中大行其道,没有按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大投入,使国富与民穷再度加大;中国至今(2008年8月)在油、电、煤、气等等全国社会主要商品方面,依然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秩序可言。

四、谁控制中国纳税钱的开支?

没有其他宪政国家的“国会控制政府用钱”的制度约束

全球第三、第四大大经济体中国来举办奥运会,倾国力、拿所有中国公民的纳税钱不算数,为未来所有其他国家再举办奥运会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尖端制高点。因为全球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不可能象中国这样无节制、倾国之力来举办任何一届奥运会。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成100年来独党“人治”独木撑天历史顶峰之做,使13亿中国公民的吃、穿、衣、行等一切都要给不到千万分之一人口的奥运会让路,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29届奥运会的独裁一如一党独裁,独木天下——万木枯萎。如果奥运会真想得人心、民心的话,敢让中国公民一人一票的“举手”一试吗?人心,人心,不是独党之心?奥运会燃起的独断、独霸、独裁、独行、独立于13亿公民之上的公民之火将象“奥运圣火”那样世代燃烧。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绝不可能倾国之力办一件与千万分之一国民根本无关、无任何利益的事。

中国用举国之力、之金钱来堆5000年不遇的奥运会,全球的“法治国家”也能如是一代接一代的堆积下去吗?回答是否定的。全球各国都不能这样举国之力来堆金奥运会,中国却能够是,这怎能不令全球各国为之阻抗?

五、北京奥运的经济遗产

对国内

对以后的主办国

中国的29届、为英过伦敦的30届提出空前的挑战,全球的所有“法制国家”都绝不可能像中国这样举国投资来奥运会。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上来说,中国庞大的奥运会最大预算还抬高了未来奥运举办国的尖端门坎,未来奥运会的所有举办国家,可能只能由发达经济国家来办了,让中小、不富裕的绝大多数国家永远、根源性无法企及。未来, 英国举办的 2012年第30届奥运会,2014年俄罗斯将举办冬季奥运会,以及巴西已入围2016年奥运会主办国候选名单,这都是绝无仅有、空前100多年无与伦比的绝对挑战。

就以500亿美元举办奥运会为例,可能未来全球只有10个多城市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财力,但所有的“法制国家”绝不可能倾国之力、让纳税人的钱来举办一届奥运会。

2008年9月2日星期二

张青探视狱中郭飞雄

**********2008年4月18日探视郭飞雄**********


* 4月18日家人到监狱探视了郭飞雄*


4月18日下午,郭飞雄的太太张青和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在广东梅州监狱会见了郭飞雄,这是狱方以“严管三个月”为由,拒绝家属探视后的第一次会见。与上次家人探视相距三个月零二十天。

18日夜里十一点多才回到家中的张青说:“今天见他之前先去监狱办公室。他们说快到春节时把郭飞雄转到‘医院监区’”。


*郭飞雄和郭案简况*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曾经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郭飞雄和高智晟都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共十四位中国大陆法律工作者)。

郭飞雄去年1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此事几年前已经处理过,并罚没十万元人民币。

郭飞雄案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陈述遭到包括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逼供。

郭飞雄去年12月13日被转到梅州监狱后,遭到殴打,当天开始绝食抗议。


*张青:先看录像,狱方说郭飞雄对环境满意,2月25日停止绝食*


4月18日刚刚探视了郭飞雄的张青谈前往会见经过:“见他之前先去办公室,他们给我们看一段录像,是在‘医院监区’里的,狱方说他对‘医院监区’环境表示满意,郭飞雄2月25日停止绝食,开始主动进食。镜头里郭飞雄在叠衣服。


* 张青:“会见规定”不能谈监狱秘密、国家机密等 *


张青说:“狱方读了‘会见规定’六项,交谈(隔着玻璃通过电话)时有些东西不能讲,如果讲的话,电话会制止掉,说主要是不利于改造的内容,另外有可能一些涉及到监狱的秘密,肯定就是他告诉我的一些事情。另外就是国家机密,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不涉及国家机密吧’。”


*张青:狱方对郭飞雄说他姐姐写了“悔过书”,没这回事*


“ 然后我们就去见郭飞雄,他姐姐跟我一起上去,他已经在那里等了。我在会见室厚厚的玻璃外面,他在里面,里面有三个警察坐着听。

他姐姐说的时间短一点,可能是梅州监狱跟郭飞雄说了一些不是事实的东西,梅州监狱的人说他姐姐在网上写了一个‘悔过书’,我说‘没这回事’,他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他为这件事,在元月几日还写了一封信,说明些什么,但这封信当然是没有允许发出来。”


*张青:郭飞雄绝食被“插空管”,体重降到八十五斤*


关于郭飞雄绝食,张青说:“2月初到‘医院监区’以后,2月25日他被迫停止绝食,原因是梅州监狱给他‘插空管’,不给他灌有内涵的东西,他的体重降到八十五斤。在太石村时被抓,他五十九天绝食绝水,体重是一百零几斤。这次他其实本来想坚持一百天,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坚持七十五天。”


问:“他平常基础体重是多少?”

答:“在家平常一百四十斤左右,胖的时候一百五十斤。”


*张青:郭飞雄说到“医院监区”条件恶劣,警察掐断电话 *


“他说,‘医院监区’条件非常恶劣,他多次要求换离这个监区,他们没同意。跟他住在一起的有四个人,都是正常人,但是跟他同楼层的有六个房间,关的其他一些人精神不怎么正常。

他这样说的时候,旁边的警察就把电话掐断了。我听到他们在那里争论,说那些人不是精神病。”


*张青:郭飞雄要求申诉,给律师五、六封信都发不出*


张青说:“然后他就问了一些家里的情况,问孩子上学的事情(因当局干预,儿子无法入小学)。他也让我有一点思想准备,奥运之后,情况也许比现在坏。

他说他给莫少平律师写了五、六封信,为被判刑五年这事申诉,是非常合法的申诉,是他必须有的权利,他写信出来,要求律师帮助他作申诉,但是信一封也没有发出来。

他希望在5月15日之前,律师能发一封公函给梅州监狱。

剥夺他的申诉权利是违法的,给律师写了那么多信没收到,也是剥夺了他通信的权利,也是违法的。

他也问我收到多少信,我说收到三封。他说有些至关重要的信,他们没有给他发出来。

有些我给他的信,他也没有收到。比如上几次说要订报纸的编号,我给他这个(内容的)信已经发给他,他说没收到。他现在对外界事一点都不知道,报纸都没有的看。”


*张青:郭飞雄瘦,脸色青青*


问:“这次会见一共多长时间?”

答:“中途说到通信权利的时候,电话又强行掐掉了,没有说完。大约时间二、三十分鈡。”


问:“你看他健康状态和精神状态怎么样?”

答:“瘦。他肯定知道我要来,看得出刚刚刮了胡子,脸色青青的。他讲了,从12月18日以后,没有人再打他。但是曾经打过他的那个人,以前在第六监区的时候,多次对他有威胁,以后才把这个人调走。”


*张青:给郭飞雄送书难*


“我对郭飞雄说‘2月25日我给你寄书过来了’,我也说‘元月22日我来过了,但是他们拒绝给我见’,他说‘我知道了’。我说‘严管三个月的事情你知道吗?’他说,他们4月2日通知他严管结束。但我估计在这以前没告诉他,只是后来才跟他讲。”


问:“上次寄的书他收到了吗?”

答:“一次给他两本。今天这次带了书,当时狱方说‘我们不收书’。我说‘我真是希望你收下来,我很远带来,你们也知道书跟砖头一样,非常沉重,我第一次带来的书全部带回去了,因为你们很坚决拒绝我拿进来,理由是这里只收工具书。这次我真希望你们收下,如果不是很快给他的话,就先放一阵子,最起码我不想把这些书马上带回去,实在太沉重’。说了三次,最后收下来了,几时给他,就不知道了。”


*张青:再次要求给郭飞雄作核磁共振检查*


问:“您今天见郭飞雄还有什么印象、想法?”

答:“我看见他在里面,三个警察很大声跟他争吵,我真觉得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接下来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也说,跟他接触的这些警官,他也相信他们是有人性的人。

虽然隔着玻璃,我几乎贴着玻璃看,看得很清楚,他脸色不好,青青的,(走路)腰部还是很硬。

狱方说已经给郭飞雄作检查,拍了一些片子。

他姐姐说‘我是作医生的,知道有些病拍不出来,像他这种腰椎间盘损伤必须作核磁共振,我们去年12月28日来已经向当时接待的领导反映,也要求了。现在我们从治病角度讲,希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不希望拖到残废的程度,腰椎的损伤是很大的损伤’。

他姐姐今天再次要求作核磁共振,问‘是不是需要写一份书面申请?’,那个科长说‘不用写书面的’,但检查不检查并没有给我们答复。

我出来时也和那位。。应该是科长吧。。。我跟他讲‘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尊重郭飞雄的意见,换一个监区’。”



**********2008年8月29日探视郭飞雄**********


*张青8.29探视郭飞雄后接受采访*

8月29日下午,在广东梅州监狱服刑的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前往监狱探视了郭飞雄。当晚九点多,张青就这次探视,接受了我的电话专访。


主持人:“张青,你现在在哪儿?”

张青:“我现在在梅州市火车站,(夜里)一点多鈡的火车。”



主持人:“你现在能有一点儿时间谈谈吗?”

张青:“可以。”



*张青:与郭飞雄见面四十分钟,幼子在外静候*

主持人:“今天见面情况怎么样?”

张青:“还顺利吧。”



主持人:“多长时间?”

张青:“四十分钟。”



主持人:“你带着金宝(她快满七岁的儿子)去的,金宝进去见了吗?”

张青:“没有。他很乖,我让他把包背着,他就一直在(外面办接待手续的地方)那个地方,坐了那么长时间。”



主持人:“当时有人看着他吗?”

张青:“我跟那边(狱方)人讲了,他们说‘这里人很复杂,我们不能保证’,我说‘那我把他放在离你们那台子最近的地方’。”



主持人:“金宝能猜出来你是干什么吗?”

张青:“应该不太知道吧。”



主持人:“你和狱方交涉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旁边听着?”

张青:“他隔得远。他先在别的地方坐着,然后我再跟他讲‘我要去办点事’,他只知道我去办事,其它不太知道。”



主持人:“现在他坐在你身边,你讲这些行吗?”

张青:“行,他不太明白,小孩嘛。”



*郭飞雄和郭案简介*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曾经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郭飞雄和高智晟都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共十四位中国大陆法律工作者入选)。

郭飞雄去年1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此事几年前已经处理过,并罚没十万元人民币。

郭飞雄案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陈述,遭到包括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逼供。



*当局提走张青存款,封帐户,干预孩子入学*

张青的银行存款被当局有关方面提走,帐户被冻结,张青说,警方曾经发出不让孩子入学的威胁。去年,她的儿子杨天策(小名金宝)应该入小学,学校不准入学,结果失学一年,今年6月底才得到入学通知。

女儿杨天娇,小名西西,今年升初中。和她一起毕业的华康小学毕业生,直升47中,学校就在她家楼下。

7月24日,郭飞雄的女儿杨天娇在她毕业的华康小学收到教育局通知,让她回户口所在地湖北,或申请当地民办学校。

张青说,民办学校离家远、收费高,难以承担。一个多月来,她一直在为女儿能上公立学校努力。

张青说,她这次探视郭飞雄,主要也是谈孩子的入学问题。



*张青:郭飞雄精神不错,但一直挺瘦,身体似没好过来*

我问张青:“您这次和郭飞雄先生是什么时候见到的?”

张青:“下午三点半、三点四十左右。”



主持人:“当时狱方有几人在场?”

张青:“一个人,在郭飞雄那边,他有一个同时监听的那个(设备)。”



主持人:“郭飞雄先生的状况、身体情况怎么样?”

张青:“ 精神还不错,一直挺瘦的,一直没好过来的样子,这么多月来体重没增加的那种感觉。”



*张青:47中有学位、且离家最近,杨天娇仍不能像同学一样直升该校*

主持人:“见面一开始,你们谈些什么?”

张青:“主要讲西西上学的事。我说,找了好多次教育局中招办,科长第一次说‘47中绝对没有学位(学生位置),太紧张了,上47中不行,但其它地方可以,我可帮你调整’。

当时杨天娇也去了。因7月24日她得到通知,让她回湖北或申请民办学校,同学都来看她,搞得她觉得很没面子。当时当然是撑过来了。

同学都知道她没地方去上学,有些孩子也知道她弟弟一年没上学,很关心她的上学情况,一、两天都会打电话,问她去哪个学校,她说‘还没确定’,对她毕竟有压力。

我和主任说‘47中绝对是有学位的’。因为前期学校可以说没学位,到最后入学分班考试那天不来的(有些学生去了条件更好的学校),就说明这孩子真放弃学位了。

所以,我等47中分班考过了,才再找47中校长,说‘如果没有学位,我提出这种要求,肯定不合适,但我知道你们有学位,现在分班考有多少同学回学校,多少同学放弃。。。你们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向你们请求帮助。我的确非常希望我的孩子在离家最近的学校上学,因为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非常艰难’。

校长还是挺好的人,其实基本上已经同意了,当时说‘这事有点难度,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多次交谈后,她说‘我打个电话问问’。

校长当时打电话后,跟我说不行。我知道就是跟教育局那个科长打了电话,所以我从校长那里出来马上打车,赶到区政府教育局中招办,但科长已经走了。我估计她肯定知道我要来。我留了一封信,说明天还要来找她。

第二天找,她口气非常硬。我说,现在的确有学位,她说,不是学位不学位的问题,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不再换。”



*张青:教育局中招办安排杨天娇进较远公立学校*

张青说,教育局中招办为杨天娇安排了一个距她家半小时路程的公立学校,一天要走四趟,也就是花在路上两小时。

张青表示:“也有环境问题,每天在路上奔波太危险,几个路口。广州的交通非常庞杂,天河北那一带是最集中的地方,每天中午还要回来,去去来来的。

杨天娇在家里,因为学校没有定下来,其他同学也已经回学校,要考试、参加军训。。。对她有满大的压力,她就跟我讲,我不愿意一直这样拖着,想先上个学吧。

在这样情况下,怕人家孩子上学了,她受不了,我就先带她去了(教育局安排的学校)”。



*张青:郭飞雄让我在区长、市长“接访日”去要求能让孩子转入47中*

张青说:“我今天和老杨(郭飞雄)把这些讲了以后,他说‘你让她先上着学,然后再作努力,还可以转学。但这种努力必须在区长、市长接访的日子你去找他们,看他们怎样处理这件事,你就等’。他认为‘我们有权利争取孩子能过来(进本应直升的47中)’。他以前在信里也让我在区长、市长接访的时候去,我没办法分开身去。

我说,公安局的人7月8日直接上我家,一男一女,说‘要作好去远的地方上学的准备,并不能说每个人都要求在家门口上学’。他们还说‘这个事情没搞定,你可以来找我们,或者我陪你一起去找别人,找教育局的人’。

我当然没有要求他们跟我一起去,我说‘以前你说有什么事找你们,2007年4月时,沈阳警察杨乃新和广州一个姓倪的女警察去郭飞雄姐姐家,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她,那个女警察说的非常真诚。但是当杨天策上不了学,他姑姑就想起那人曾这样说,也留了电话。

我说,不要打电话找她,这压力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来的,她说要试试。他姑姑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每天打电话,后来对方说,好啊,好啊,我帮你,但是根本就没做事’。

从去年那件事,我就知道找他们没什么意义。

我把这事也跟老杨(郭飞雄)讲了,老杨说‘你不要找他们(警方)了。”



*张青:当局陷我家庭于经济困境,我没有告诉郭飞雄*

由于张青的银行存款被当局有关方面提走,帐户被冻结,使她的经济情况更陷困境,但张青探视郭飞雄从没有提到过存款被提走等经济困难,怕增加他的思想负担。

张青说:“老杨今天问我‘小孩上学怎么收费?’我说‘杨天策是两万,杨天娇是一万八,这还只是‘赞助费’,以后还有‘借读费’,学费之类,上学一段时间后才交。现在刚开始,交三万八。’他说‘先不谈钱的问题,我们首先起码要争取上学的权利’。



主持人:“他一点都不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

张青:“对,他不知道。”



*张青:“义务教育”阶段“借读生”家长的经济负担*

主持人:“您能简要说说家里状况吗?”

张青:“小孩上学,按广东省地方规定,‘借读’的孩子都要交‘捐资助学费’,小学六年是两万,金宝上的这所学校便宜一些,隔壁另一所学校好一点,要三万五。所以,我去年和今年都是找的这所便宜的,离我家也非常近。

现在杨天娇上的学校要求交一万八,这还只是。。。叫‘赞助费’”。



主持人:“你们虽然长住广州但是还没有广州户口。。。”

张青:“是‘借读’的,就不像是享受‘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学生,学费好像也要全部交,另外还要交‘借读费’,估计小学八百多,初中可能高一点,一、两千样的。

现在推广‘义务教育’,以前在农村全免费,从2008年上个学期开始,城市也全免费。当时以为‘借读’的交了赞助费,就跟其他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全免费,事实不是这样。就我自己来讲,还要交‘借读费’、‘学杂费’”。



*张青:存款被提走,捐款进不来 *

主持人:“你实际经济情况怎样?”

张青:“当然比较紧张。2007年12月17日、18日两天,天河区法院把我银行帐户的钱首先取走,然后封掉帐户。当时是朋友出于好心,给小孩捐出一些钱读书,把帐号放到互联网上。很短的时间,12月13、14日放上去的,17、18日,才五天时间就给我封掉了。”



主持人:“那个帐户实际在那五天里收到钱没有?”

张青:“有一些钱。有些朋友从帐户上给我打来的,甚至包括(在狱中服刑的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当时探视郭飞雄的时候,他姐姐提到这一点,说‘有很多人帮助我们,就是袁伟静自己遭受这么大压力,还给我们一些帮助’,郭飞雄说‘赶快把钱退给她,他们的压力比我们还大’。当然他不知道钱被取走了,还查封了帐户,即便是我有心要退回去,或者表示我的心意再寄一点钱给袁伟静,都作不到。

钱都没有了,的确是很大的压力。现在即便叫他给我打开这个帐户,帐面上基本也没什么钱了。帐户不再冻结的话,别人如果对我有什么帮助,起码还能进来,现在就是别人有心要帮我,都帮不到,没办法从银行寄过来。就是这个现实。”



*张青:感谢朋友们的资助*

主持人:“生活怎么维持?”

张青:“法院提走存款,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有些离我近的朋友,给了我一些帮助。主要还是亲戚,他哥哥姐姐对我们的帮助。毕竟变成读书和吃饭的问题,这是大问题,总不能孩子不读书,人不吃饭。他们的帮助,让我们才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

我真是非常感谢一些朋友,他们自己都是拿工资的人,也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他们给我们一些资助,让人很感动。”



*张青:灾难面前的亲情*

谈到亲戚的帮助,张青说:“对郭飞雄的姐姐来说,负担非常重。这么几年来,经历这么多事情,我真的很感谢她。一般的兄弟姐妹之间,我们周围的人,大部分都做不到这么好。但是他的姐姐在这么多灾难面前,第一时间都给我们精神上、物质上的支助,我真是非常感谢她!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把她的生活也拖得比较麻烦。(我)有比较大数的用钱,她就很紧张了,因为给我们支持,对她的生活有影响。”



*郭飞雄委托莫少平律师启动申诉*

主持人:“今天见郭飞雄,他比较关心什么?”

张青:“孩子上学是在最前面的,后面讲申诉的问题。他问‘莫少平律师是不是收到了我要求申诉的信?’我说‘收到了,他也跟这边联系了。给他回复是,让他去广东省监狱局办这些手续,条件是必须两个律师同时去,多长时间能轮到,对方说不能肯定,比如说,有领导外出之类。’我说‘莫律师比较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人一起来,又不知要等多少天,没有把握,这个事情就放下来了’。

郭飞雄说,他有申诉权利,奥运前,可能律师也有压力,他希望奥运之后启动申诉。

接下来,我准备跟律师谈申诉问题。郭飞雄说‘请莫律师作申诉律师已经定下来了,现在就是怎么做的问题。’”



*张青:亲人寄书,友人寄信,郭飞雄迟迟收不到*

主持人:“这次见面,你们还谈到些什么比较重要的问题?”

张青:“我7月18日给他寄了一些书、文具,他上次信里说没收到,今天见面说,东西没给到他手上。我告诉他,7月28日我问过,科长说收到了。现在郭飞雄可能会直接找他们要。

今天反反复复说小孩上学的事,直到监狱电话通知‘时间只有一分钟了’。

有些朋友的问候我跟他说了一下。有朋友给他写过一次信,我问他收到没有?他说没收到。”



主持人:“寄了多长时间了?”

张青:“好久了,四、五月份写的。郭飞雄说,按道理,朋友通信,也是他的通信权利,不仅仅是家人才可以写信。正常渠道寄过去,那边都收得到,只是给不给他的问题。他希望跟监狱要的到,如果要不到,就他通信权利,准备等律师过来谈谈。

他现在希望律师来见他。”



张青在梅州火车站打通了给莫少平律师的电话,她说:“莫律师说,让我下次见郭飞雄时跟他讲,等残奥会开完,他会尽量、尽快安排时间来见他。”

2008年9月1日星期一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

摘要: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的。

原文 何方:《炎黄春秋》 2007年第11期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党史》中长大的,所以从小对十月革命就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以来,参加的纪念活动也有几十次。但是实在没有想到,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占地球六分之一领土的苏维埃大国,进行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参与)打败了希特勒、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竟在十多年前,平平安安地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最使我感到惊奇的还有,统一的苏联红军也都和平地一下分成了十五个新独立国家的国防军。那一阵我正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地访问,由于思想上的老框框还很多,所以对苏联东欧的红旗落地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对当地群众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感到不可理解,也同接触过的人们辩论过。回到国内见到的,更是许多人的怅然和沮丧情绪。据说有些领导同志曾提出要写一篇高举社会主义红旗继续前进的社论,意思是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已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多亏邓小平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方针,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此后我改行学习中共党史,这就需要重温一些理论书籍和查阅一些史料。正好这时俄罗斯当局陆续为大批档案解密,我虽然只直接间接看到很少一点与我写《党史笔记》有关的材料,但却发现自己过去受造神造假的影响极为深重,不但戴了有色眼镜学理论因而没学懂,还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造假也信以为真。按理说,中共党史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条件辨别真假和是非了吧。然而不然。这是由于:一则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自己不可能了解事件真相和全貌;二则接受了照顾大局的革命功利主义学说;三则长期的纪律约束养成不论真假都要和主流舆论保持一致的习惯。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改习党史后,才觉得头脑逐渐清醒了些。现在就根据新的认识对十月革命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中央开会,有人提到现在有的文章要重新评价布哈林。一位老领导同志就说,怎么能为布哈林翻案,他不是刺杀过列宁吗?这就是上了电影的当。不久前崔永元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口气大了些,一个搞文艺的人哪能代表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提到他做的《电影传奇》节目,包括苏联过去的影片。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崔永元就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讲讲。” 可他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拨乱反正”的能力,因此毫不客气地问,“你现在能好好说说‘托派’吗”?这一问,有道理。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给多年来挨整的托派正式平反呢。在十月革命及其后叱咤风云的托洛茨基早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斯大林却成了仅次于列宁的主要角色。我们中国过去以《联共党史》为主要教材培养出来好几代人,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时却并没有作应有的拨乱反正工作,致使许多人还保持着旧观念,总在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牢牢抓住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给改革开放添乱,想使中国倒退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可见,辩证地批判《联共党史》、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只是少数学者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和成为文明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能再继续重复苏联过去那种造神造假的做法了。

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由于是自发的,所以胜利后有点群龙无首,并很快形成两个并存的政权。一方面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组成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同属于第二国际、被称为“社会主义党派”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苏维埃。前者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加上七月事件中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群众和组织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攻遭到溃败,已经完全丧失军心民心,处于风雨飘摇、不能自保的境地。苏维埃则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夺得政权。所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提出采取和平手段,通过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就使二月革命后的七八个月里,国内政治斗争的重点是在参加苏维埃的三大政党之间进行的,而且力量的消长变化也非常快。孟、社两党由于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参加临时政府(最后一任总理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在斗争中力量遭到迅速削弱。布尔什维克既有深得人心的政策口号(和平、面包、土地),又有列宁的坚强领导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再加上灵活的策略手段(例如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就使它取得十月革命的领导权,然后回过头来镇压孟、社两党。列宁也从此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另行建立了第三国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以至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认为二月革命仍属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不流血(或者很少流血)的政变了。

三,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只适于较短时期。但列宁却把它变成少数对多数的专政,还公开主张一党专政以至领袖独裁。他说,“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 ‘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还说,“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执行者。”到内战结束后的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公开的还是妆扮成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他又在1922年提出,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金雁教授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还介绍了曾是支持十月革命重要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其实是一件冤案。两万六千名水兵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只是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但列宁的答复却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就这样,列宁硬是把本应将二月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十月革命,变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后来斯大林规定,十月革命不能简单称为“十月革命”,必须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靠一党专政来维持。这就造成苏联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最后崩溃。

四,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实验,不仅影响到俄国和以俄为师的国家,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社会潮流,对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整个说来,这一伟大实验基本上失败了。搬用十月革命创造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有人说这是武断,可就是拿不出半点根据,举不出一个具体国家来。失败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仍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远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对经济、政治、思想的垄断,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动。在经济上,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苏联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却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驻苏使馆当研究室主任,亲身经历到苏联物资的严重短缺和群众生活特别是住和行的困难。1955年,欧亚各国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苏联东欧国家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当时的说法是,苏联受战争破坏严重和西欧有美国的援助。其实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和德国破坏得更严重些,但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苏联。战后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中等以上的)是靠外援发展起来的。东西德在比赛中,东德落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一次宴会上,我曾当场看到时任东德总理的格罗提渥同李富春谈话,他要中国支援若干万吨大豆搞人造黄油,说东德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主橱窗,怎么也要赶上西德。李说,中国目前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艰苦,大豆也很紧张。格说,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了共同事业,每人少吃一点就可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我国的政策,是必然会给予一定支援的。奇怪的是,那时的兄弟国家在一起常常互相诉苦,但对群众和对外宣传却总要大肆夸富,其水分之大简直惊人。例如苏联1976年最后一次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67%,可是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统计,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总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过去中国从苏联学来的各种统计也不能再引用了。再以芬兰为例。当年它是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十月革命后取得独立,到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而比它条件好的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人均产值还不到四千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虽然落后,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地位已名列世界第五,现在恐怕掉到第十几位了,主要还是靠地大物博资源多。政治上,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更明显。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提到,“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但十月革命却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取代了人民才得到的民主自由。所以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他在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种专政下,单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期间就连镇压带饥饿整死了近千万人。至于平时对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已有揭露。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当局开始为一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有些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的人住进了莫斯科的精神病院和各种疗养院。我曾去看过其中的一个,有不少院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被整得东倒西歪,精神失常,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只有两个字:真惨。

其他方面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五,有没有一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反修大论战中,我们一再强调“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也就是所有国家必然和必须要走的共同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简单归纳为:武装夺取政权,实行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世界革命。反对和批判的是赫鲁晓夫“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我个人以为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解释的那种普世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一,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没有经过什么严重流血冲突。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那都是电影编的。上引米高扬的讲话就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是形势的变化“使得苏维埃不必经过严重的流血而取得了政权”。第二,二战后产生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苏联在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直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多少带有强加的成分。如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至今仍认为是被占领,有的国家甚至提出索赔问题。二是在战后那场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一些国家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在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这是正确的)胜利后立即和平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产阶级用暴力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胜利的。第三,恩格斯在百年前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很难用暴动和巷战夺取政权。今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起码是很难界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哪还会产生什么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城乡差别已基本消灭,更谈不到农村包围城市。根据以上所说,当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两全”,反倒比我们当年坚持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更有道理一些。我们党现在执行的方针政策何尝不是更接近“三和”“两全”?而且我们现在坚持的专政,也不是以前解释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一些至今仍大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无非是表明他们留恋过去和阻碍历史发展的愿望罢了。

六,十月革命与中国。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倒是确实的。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送来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除此以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还直接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这就使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同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中共不但以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为建党目标,还受封建专制和游民传统的严重影响,使中国党在自己杀自己人的“肃反”(如打“AB”团)等问题上还走在了苏共的前头。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伟大的成功的,但我们取得胜利后,又“走俄国人的路”,要立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三大改造,要实现全盘苏化,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对外实行闭关自守(叫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让新产生的官僚阶层关起门来瞎折腾。结果是中国白白断送了三十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上,从1955年总量占世界比重4.7%降到1980年的2.5%。后来粉碎“四人帮”,中共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行了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才使我国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使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没起过积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总的看来,所起的消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胡乔木还公开批判列宁,“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他又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以上均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连胡乔木对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都能有这样一些反思,实在是难能可贵。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又过了二十几年,对十月革命进行辩证地重新认识,不但应该得到允许,而且还迫切需要。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约束,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按照列宁学说建党等一些问题上,我以为我们尚未完全摆脱布尔什维克化和斯大林那一套框架。我以为我们如果也能适应世界和时代潮流,像走经济市场化道路那样,稳妥地在我党领导下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现代化,那我们中国就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共与中国肯定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认真吸取苏联走过道路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