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简单步骤建立法西斯美国

从希特勒到皮诺切特（译者注：智利前领导人），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未来的独裁者都需要采取一些特定的步骤来摧毁宪法允许的自由。而且，Naomi Wolf认为，布什和他的政府看起来正在完全采取那些步骤。

这篇文章在2007年4月24日（周二）发表在卫报（the Guardian），Comment&feature栏目第四页。最近一次更新在2007年4月24日20：02。



去年秋天，泰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政变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相当系统的步骤，就好像他们有一张购物单。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确实有。在政变的那几天，自由消亡：政变领导人宣布了军事法律，将武装军队送到各个居民区，接管了广播和电视台，对媒体加以约束，旅游限制更为严格，并且拘留了一批活动家。

当政变进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指出这些。如果你回顾下历史，就会发现在把一个开放的社会转变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本质上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用或多或少残暴的方式，在或多或少的血腥中被反复利用。但它始终有效。民主的建立和维持是如此的困难和艰巨—然而历史证明消亡民主又是如此简单。只要你愿意采取10个步骤。

去思考这个很难，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看看，那么你会清楚地发现这10个步骤中的每一步都已经在美国被布什政府采用。

因为像我这样的美国人生来就享有了自由，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甚至连考虑到我们也有可能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国内无法享有自由都很难。我们不再了解自己的权力或是政府的制度，因为了解宪法的任务已经从公民的所有权中被外包给了那些律师、教授等职业领域，因此我们难以承认建国者们定立的政府间的制约平衡正在被系统的打破。因为我们不大了解欧洲历史，因此“国家”安全部门的建立——试想以前那“国家”这个字眼的狂热拥护都是些什么角色——并没能如愿的敲响警钟。

我认为，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乔治·布什和他的政府正在采用这个受过历史考验的策略来关闭这个开放的社会。正如作家、政治记者Joe Conason所言，是时候来思考这些看似难以想象的事实了，它很可能发生。我们在觉醒的道路上也尚有很长的路待走。

Conason雄辩地警示了美国独裁主义的危险。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吸取欧洲及其它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训，来理解我们所看到的正在美国演变的事件中潜在的严肃性。

1、出现一支遍布国内外的可怕的军队

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我们陷入举国震惊。之后不到六周，在2001年10月26号，《爱国法案》几乎未加争论便被国会通过，许多议员说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读一读。我们被告知处于“战争临界状态”，处于一场反抗意图“消除文明”的“全球哈里发时期”的“世界大战”。美国在限制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几次危机，比如内战期间，当林肯宣布军事法律的时候，又或者在二战时，当数千日裔美国人被扣押的时候。但是这次，如Bruce Fein在他的《美国自由议程》中提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所有其他的战争都有一个终点，这使得自由可以重返；而此次战争被界定为在时间上没有终点，在空间上不分国界——整个世界就是战场。“这一次”，Fein写道，“将不会有终点。”

制造一个可怕的威胁——多头蛇似的，遮遮掩掩的，邪恶的威胁——这是个老把戏了。就像希特勒把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求助于人民，这种把戏基于现实的事件：一个威斯康辛大学教师面临解雇，原因是他说在那么多事件中，在那场涉嫌共产党纵火的1933年2月国会大火之后，纳粹德国迅速通过了《授权法》，而这项法律在无时间限制的国家紧急状态下取代了宪法。或者这种可怕的威胁可以基于神话，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全球犹太危机”的制造。

不是说遍布全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算不上一个极大的危险，它当然很危险。我认为，用于传达威胁的语言在美国产生的作用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得多，比如曾经也受到过猛烈的恐怖袭击的西班牙。西班牙人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一场重大的安全威胁，而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正在被威胁消亡。因此，这使得我们跟愿意接受对我们自由的限制。

2、建立一个古拉格（译者注：前苏联劳改营）

一旦你让每个人都觉得害怕，那么下一步就是建立一个法外的监狱系统（正如布什所为，他试图将位于关塔那摩的美国拘留中心置于一个合法的“法外领域”下）用以实施酷刑。

首先，将被送到关塔那摩的人会被人们视为不被接受的外人：惹是生非者，间谍，“人民公敌”或是“罪犯”。起初，人民倾向于支持这样的秘密监狱系统，这使他们觉得安全而且他们也不去辨明这些罪犯的身分。但是很快，公民社会的领导人——决策反对者，工人运动家，神职人员以及记者——也被逮捕并且送往关塔那摩。

这一过程发生在人们转变为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反民主者镇压民主的过程中，范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德国乃至20世纪七十年代的拉美政变。这是关闭一个开放的社会或是镇压一次民主起义的标准措施。

既然那些关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监狱里的，当然了，还有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的政治犯们未经审判，也未经法律的正常步骤就被无限期的关押虐待，美国现在当然已经有了它的古拉格了。布什和他国会的同盟最近宣布他们不会发布任何关于遍布全球的神秘的中情局“black site”监狱的信息，而这些监狱是用来关押那些从街上抓来的人的。

在历史上，古拉格不断转移，变得更大更机密，甚至更致命更高效。我们从第一手的报道、图片、影像和政府文件中得知人们，不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都在美国运营的监狱中遭受折磨，无论是我们已经了解到的监狱或是我们无法调查到的。

但是美国人依旧认为这个监狱系统和虐囚行为牵涉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身份不明的棕色人群。保守派专家William Safire勇敢的引用了反纳粹牧师Martin Niemöller,的话（他曾经作为政治犯被关押）：“他们首先为犹太人而来。”绝大多数美国人还不明白关塔那摩监狱法制的坍塌也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顺便一提，用来否认罪犯应有的法律审判程序的军事特别法庭的建立是在向法西斯转变的早期出现的产物。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都建立了这样的军事法庭。1934年4月24日，同样的，纳粹也建立了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来绕开司法程序：囚犯未被起诉有罪就被无限期关押，并且通常是单独关押并受酷刑，受审判支配。最终，特别法庭成为了一个平行系统，它向普通法庭施加压力使它们在裁决时抛弃法律，这有利于纳粹的思想体系。

3、建立恶棍阶层

当领导人寻求关闭一个开放的社会即我称之为“法西斯转变”的时候，他们会把可怕的年轻男子组成准军事队伍并把他们派去恐吓市民。穿黑衣的队伍游荡在意大利郊区打击共产主义者；穿棕衣的又在整个德国举行暴利集会。这种准军事武力在民主社会尤其重要：你需要市民去害怕这些暴徒，所以你就必须使这些恶棍逃脱法律制裁。

911发生后，负责美国安全的承包商们走了大运，因为布什政府把传统上归美国军队负责的领域的工作外包给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合同被分配给了国内外的雇佣军们。在伊拉克，一些这样的合同被控告涉及虐囚，骚扰记者以及攻击伊拉克平民。但是在由曾经的美国出任巴格达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颁布的，旨在管理在伊拉克的安全承包商的第17号法案（Order 17）的保护下，这些承包商被免予指控。

是的，但那是在伊拉克，你可能会这样辩解。但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后，国土安全部在新奥尔良雇佣并部署了上百名私人武装保卫。一位调查性新闻报导记者Jeremy Scahill采访了一位匿名的保卫，那名保卫称他们曾经向城市里没有武装的市民开过火。过去它诚然是自然灾害下的小插曲，但是政府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意味着，私人承包的军队在美国本土的行动范围在慢慢地变大——以“危机和紧急事件管理”的名义。

美国恶棍？2000年，在弗罗里达，一群愤怒的共和党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和裤子，威胁记民意调查的选票的工人。如果你回顾下历史，你可以想象在接下来选举当日会有对“公共秩序”的呼吁。假设在选举当日有抗议，或威胁，历史不会排除一个私有安全公司出现在一个民意测验站来“重建公共秩序”。

4、建立国内监视体系

在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在纳粹德国，在共产主义东德，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每一个封闭的社会——机密的政治间谍隐藏在普通人群中而且鼓励邻里间相互揭发。前东德国家安全局（the Stasi）需要的就是由少部分东德人组成监视体系来确保大部分人被监视。

在2005年和2006年，当James Risen 和Eric Lichtblau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篇关于政府窃听市民电话，偷窥邮件和追踪国际金融交易的机密方案后，普通美国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同样的，处于国家监视体系中。

在封闭的社会，监视体系被理解为“国家安全”，其真正的作用控制市民，约束他们的行动和异议。

5、“骚扰市民”集团

第五件要做的事与第四件相关——潜入并骚扰市民组织。这可以是微不足道的：在帕萨迪纳市有个教堂，这个教堂的牧师布道说耶稣是支持和平的，然而这个教堂却被美国国内税务署调查；而另一所共和党人投票的教堂，在美国税法下同样是非法的却可以免于调查。

骚扰也可以更严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报告说上千个普通美国反战，环保等组织已经被别的机构侵入：一个秘密的五角大楼数据库在其1500余条“可疑事件”涵盖了超过48个美国普通市民的和平反战会议、集合或是游行。另一个同样神秘的机构是国防部下的反间谍前线活动机构Cifa（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它收集国内从事和平政治活动的组织的信息。Cifa监视普通美国民众的活动来跟踪“潜在恐怖威胁”。一个鲜有提及的新法律重新定义了行动主义，比如把保护动物权利抗议定义为“恐怖主义”。因此“恐怖分子”的定义也将慢慢扩大到包括那些非恐怖主义者。

6、专横的拘留与释放

人们害怕这一点。这有点像猫鼠游戏。调查性新闻报导记者Nicholas D Kristof 和Sheryl WuDunn做文《中国觉醒：为了一个新兴大国精神的奋起》，在文中他们记叙了在中国的民主运动，比如魏京生数次被逮捕和释放。在一个正在封闭伙计已经封闭的社会，会有一个持不同或相反政见的领导人“名单”，一旦你上了这份名单就会成为目标，而且很难再次从名单中消失。

2004年，美国运输安全局证实了他们有一份乘客的名单，上面的乘客是安全搜查的目标，并且如果他们想逃，情况更糟。谁发现他们自己上了名单？2位在圣佛朗西斯科参加和平活动的中年妇女；支持改革的参议员Edward Kennedy；委内瑞拉政府的一员——在委内瑞拉总统谴责布什之后；以及数千名普通美国公民。

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Walter F Murphy是全美最杰出的宪法学者之一，并且是经典著作《宪法的民主》的作者。Murphy也是前荣誉海军，他甚至在政治上也不那么推崇改革。但是在今年3月1号，他在纽华克被拒绝登机，“因为我在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上。”

“你曾经参加过任何和平游行吗？许多人因为这个被禁飞。”一个航空公司职员问他。

“我解释说，” Murphy回答，“我没参加过游行，但是在2006年9月曾经在普林斯顿开过一个讲座，在讲座上我强烈谴责了乔治布什许多违宪的举动，而这个讲座是电视直播的并且还放到了网上。”

“那就是了。”那个职员说。

参加反战游行？潜在的恐怖分子。支持宪法？潜在的恐怖分子。历史表明“人民公敌”的名单在公民生活中扩张的更深。

美国公民James Yee，曾经作为一个穆斯林牧师却被起诉胡乱使用保密文件而被关押在关塔那摩。他在审判下达前即被美国军队攻击骚扰。Yee已经被多次关押和释放，他现在仍是美国军队感兴趣的对象。

Brandon Mayfield，一个美国公民，俄勒冈州的律师，被错误的认定为潜在的恐怖分子。他的房子被人秘密的闯入并且偷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尽管在随后的控告中他被判为无罪，但他仍旧在名单上。

法西斯社会的标准惯例就是你一旦上了名单，就再也不可能被划去。

7、攻击重要人物

威胁公务员，艺术家和学者如果他们不按规矩做事就会丢掉工作。墨索里尼抓捕那些不遵守法西斯规定的大学校长；约瑟夫·戈培尔（纳粹德国时期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也一样，他清洗那些不赞成纳粹统治的学者专家；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也这么做，中共政治局（原文“Chinese communist Politburo”不知是否可以这么翻）也曾惩罚那些支持民主的学生和老师。

因为学术界是各类运动的易燃地带，所以这些寻求法西斯转变的人要严惩那些学者、学生和教授如果他们不“合作”——戈培尔术语，在思想观念上“合作”。因为公务员是社会中最易受政权影响、责难的一部分，他们也就成了法西斯早期“合作”的典型对象：1933年4月7日纳粹德国通过了重建专业行政部门法（the Reich Law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好几个州的立法机关中的布什党羽向州立大学的校长施压，要求他们惩罚甚至开除那些批评政府的教授学者。至于公务员，布什政府已经干预了一位军事律师的工作，这位律师呼吁政治犯应得到公平的审理，但是一个政府官员却公开恐吓那些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事务所，其称他们将会使这些事务所的主要顾客去抵制他们。

另一方面，一位中情局人员被剥夺了她赖以工作的资格：参与机密的资格（security clearance），因为她在她的博客上说“水刑是种酷刑”，而这个博客也已经被关闭了。

最近，政府用政治上不大忠诚为借口清洗了8名美国律师。当戈培尔在1933年4月清洗行政部门时，律师也是“合作”的，这为随后愈演愈烈的酷法的实施开辟了道路。

8、控制媒体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意大利，三十年代的德国，五十年代的东德，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七十年代的拉美独裁统治时期，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所有的独裁统治期或是未来的独裁者都把报纸和记者作为靶子。他们在试图关闭一个开放的社会的过程中威胁、骚扰媒体，在一个已经被关闭的社会逮捕他们乃至更甚。

保护记者委员会称美国记者被逮捕的几率一直是很高的：Josh Wolf，一个旧金山的博主，因为拒绝交出一次反战游行的录像带而被捕入狱1年；国土安全部安排了一名罪犯的投诉来控告记者Greg Palast，投诉状中这名罪犯宣称当他和一个电视剧制作人在路易斯安那拍摄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时，Greg Palast以“临界基础设施”威胁他们。Palast曾经写过一本谴责布什政府的畅销书。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惩罚记者和作家。Joseph C Wilson在纽约时报的社论专版中控告布什在基于一个错误的指控后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的水深火热中，这个错误的指控即萨达姆·侯赛因在尼日尔拥有核反应燃料重油酸铵（俗称黄饼）。随后他的妻子，Valerie Plame，作为“中情局间谍”被解雇——以葬送她的职业来报复。

不过，如果公正的同美国在伊拉克为掩盖冲突而对记者的所作所为比起来的话，迫害和失业还算不了什么。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了多次美军向或威胁向独立记者或摄影师开火的报道，所属新闻机构从半岛电视台到BBC均有。西方人可能会质疑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那么他们就应该看一下像BBC的Kate Adie（以战争现场报道而著名）的报道。在有些例子中，记者受伤甚至被杀，包括2003年丧生的英国ITN广播电视公司的记者Terry Lloyd。无论是在伊拉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美联社都有员工被美军逮捕并关押在暴力横行的监狱中；新闻机构也无法搜集到对美军不利的证据。

随着社会被关闭，真实的新闻也被虚假的新闻和伪造的文件取代。皮诺切特向智利公民出示伪造的文件来支持他恐怖分子正要袭击他们的国家的言论。核武器指控，一样也是基于伪造的文件。

在当代美国你不可能看到新闻业的倒闭，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诚如Frank Rich 和Sidney Blumenthal指出的那样，一股稳定的谎言流正在污染新闻业。你现在拥有的只是白宫导演下的一连串伪造信息，这些假新闻从不间断并且想要从中找出真实的一面也是越来越难。在一个法西斯系统中，重要的混乱而非谎言。当公民无法区分真实还是伪造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的要求。

9、异议即叛国

把持有异议定义为“叛国”，把批评定义为“谍报”。每一个封闭社会都是这么做的，正如他们把法律详尽阐述到把越来越多的演讲定义成犯罪，把“间谍”和“卖国者”无限放大。当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Bill Keller刊登了Lichtblau和Risen披露的“窃听门”，布什谴责纽约时报卑鄙的泄露了国家机密，国会的共和党人要求把Keller审判为叛国，右翼的评论员和媒体也一再的强调其“叛国”。一些评论员，比如Conason，洋洋得意的提醒读者违反《间谍法案》的其中一种惩罚就是死刑。

Conason指出违反《间谍法案》的严肃性是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人们要记得1938年在莫斯科被控告叛国的消息报主编Nikolai Bukharin，事实上，他最后被处死了。更加重要的是要提醒美国人在1917年《间谍法案》最后一次被广泛援引的时候，也就是在臭名昭著的帕尔默袭击时期，左翼激进分子在没有法院的传票下就被逮捕，关押高达五个月，而且根据历史学家Myra MacPherson的调查，他们还遭受“拷打，禁食，窒息，折磨，死亡威胁”。在那之后，近十年异议只敢保持缄默。

在斯大林苏联时期，持异见者乃“人民公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把那些支持魏玛民主的人称之为“11月叛国者”。

这里就是界限：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自从去年9月国会错误的，愚蠢的通过了《2006军事委任状》——明确了总统具有把任意一个美国公民认定为“敌方战士”的权力。他有权力定义什么是“敌方战士”。总统还能任命任何一个他从执行分支挑选的人来定义“敌方战士”——以任何一种他或她想要的方式，然后根据此定义抓美国人。

即使你或者我是美国人，即使我们对于他所指控我们的罪名是多么的无辜和清白，他仍然有权在我们明天去纽瓦克转机的时候逮捕我们，或是在家门口实施抓捕，把你或者我运到一艘海军的船上，等待审判的时候把你或者我隔离可能好几个月。（心理学家认为，长期隔离会诱发精神健康的犯人出现精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的古拉格有隔离单间，关塔那摩也是。最新的第六营，也是关塔那摩最凶残的设施，就全是隔离单间。）

眼下，我们美国人最终将会得到一个审判。但是宪法权力中心的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布什政府正野心勃勃的不断地哪怕是在给于美国公民公平的审判权上寻求回避。“敌方战士”是种身份犯罪——你甚至什么都没做就有了这样的罪名。“我们已经彻底进入了一种防备型拘留模式——你看上去像是会做坏事，你可能会做坏事，那么我们就要逮捕你。 ”宪法权力中心的一位发言人说道。

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想到这一层。怪不得这虽然是真的，但很难使人信服。在每一个封闭社会，总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逮捕行动——通常是反对党领导人，牧师和记者。然后舆论就缄口不言了。在这些逮捕行动之后，民间社会仍然有一些正面的报纸、法庭、电视和电台，只是不再有异议，不再有自由。如果你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我们正处于逮捕行动开始之前。

10、中止法治

《2007年国防授权法案》赋予了总统新的逾越国家条例的权力。这意味着现在总统有权力来宣布国家是否处于紧急状态。当他在俄勒冈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能不顾密歇根州长和市民的反对把密歇根州的国民自卫队派遣过来来强行落实这一状态。

尽管美国人也关注布兰妮的堕落，追问着谁是Anna Nicole（著名艳星）的小孩的父亲，但是《纽约时报》还是对这个法西斯转变写了社论：“华盛顿最近的纷扰现象正是严厉打击了美国人民主意愿的法律被悄悄通过了……在事实暴动之前，总统可能会把军队当成国内警力来回应自然灾害、疾病暴发、恐怖袭击或是任何‘情况’。”

批评家把这个现象看成是对《地方保安队法》（Posse Comitatus Act）的公然违背。《地方保安队法》是为了限制联邦政府为实施国内法律而滥用军队而制定的。民主党参议员Patrick Leahy认为法案给予了总统宣布宣布联邦军事法律的权力。这也同样违背了开国元勋们制定我们这一政府系统的初衷：目睹公民被君主制的战士射杀，建国者也被这高度掌握在暴虐的行政长官或是党派手中的国民自卫队力量吓住。

当然了，美利坚合众国在面对暴力，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或是希特勒屠杀政治犯一样趋向政治系统的彻底封闭的时候也不是不堪一击。对于任何可能像那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的民主习惯是足够坚韧的，我们的军队和司法系统也是足够独立的。

但是，也如其他批评家点明的，我们在民主上的试验也可能被一系列的侵蚀所停止。

认为在法西斯转变的早期就能在半空看到隔离铁丝网的想法是错误的。在早期，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1922年卡拉布里亚（意）的农民还在庆祝丰收；1931年柏林的市民还在逛街购物看电影。像奥登（WH Auden）所写的，在早期，恐惧总是别人的事——当一些人在经受折磨的时候，孩童在玩轮滑，船只在起航：“狗继续狗的生活……一切都从容的对灾难视而不见。”

美国人也从容的对灾难视而不见，把视线转向网络购物和美国偶像，殊不知民主的建立已受到致命的腐蚀。有些事已经深刻的改变了并空前的将我们削弱：今天我们的民主传统，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自由的媒体是在“战争”并且是“长期战争”的背景下的。无止境的被形容成战场遍布全球的战争，在美国公民意识到之前就赋予了总统剥夺美国公民自由或是长期监禁他们的权力，只要他说了算。

这意味着潜藏在一切看似自由的机构的建立之下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空洞，而且这些机构的建立在某些压力的控制下也能让步。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如果”。

如果，在一年半之内发生了另一次袭击，比如，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脏弹袭击？行政长官就能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历史表明任何一个领导人，或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尽可能在危机排除后维持紧急状态权力。废除掉传统的制约与平衡后，无论是希拉里做总统还是朱利安尼做总统我们都一样危险——因为任何一个行政长官都会尽力实现他或她的意愿，并且是通过法令而不是通过艰巨的不确定的民主协商与妥协。

如果一家美国主要报纸的执行主编被控告叛国或是从事间谍活动，就好像去年右翼分子努力恐吓Keller一样？如果他或她获刑10年？第二天报业会成什么样？从历史判断，他们不会停止印刷，但是他们一定会迅速变得礼貌。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爱国者在尝试为我们抑制专制统治的浪潮——宪法权力中心的员工，那些为政治犯辩护而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还坚持着用各种途径去最高法院申诉；在一个新的名为美国自由日程的组织的带领下，美国民权联盟的活动家和杰出的保守党人正尝试着击退腐蚀性的新法。这小部分各式各样的人群需要每个人的帮助，包括那些因为知道美国的真正民主就意味着世界的民主从而愿意向美国政府施压的欧洲人和其他国际人士。

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并且直面“如果”。因为如果我们不作改变，“美国之亡”将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一个不同的时刻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刻感到需要回想一下：历史是怎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应当做的。

“一切权力、法律、行政，以及司法的集中……是专制统治的定义，” James Madison写道。我们仍然能选择阻止这一切发生；我们可以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为国家而战，接过建国者要求我们继续挥舞的旗帜。

Naomi Wolf《美国终点：警示年轻爱国者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