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林昭殉难40周年祭文（附林昭诗作一首）

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作者：傅国涌

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 ”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

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阶级情调”。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

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 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

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

“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

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 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 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 ’，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国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

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国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国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国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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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祭林昭

作者：王康


世上有些名字，不能轻易提及，甚至不能想起。它与你无亲无故，离得很远，你在这个星球上茫茫人海中没有、将来也不再有机会与它相遇，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节，无数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你对以它的名义曾经存活的那个生命，从来没有接触过，在你近六十年生涯获取的无数信息中，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断。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字，足以让你发生变化，让你强烈地置疑你的一生，让你的呼吸不再平稳。这个名字叫“林昭”。

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孙听的天使，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门槛，我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35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这侏儒已经翻身为天下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你用毛泽东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5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GDP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称为“地狱”。二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元梓、宋彬彬 “一小摄”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1968年4 月29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祗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把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忏悔认罪。毋需他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35岁，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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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作者：林 昭
　　　　（以下文字根据档案照片整理）
　　　　
　　　　（一）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咀慢一咀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青，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怒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梭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吟——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说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阿？——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响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去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 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还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少的？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果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阔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只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你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
　　　　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2004年6月6日 帼馨、雯锐录入，
　　　　小草校对，李蕴珠、蜀慧再校
　　　　2004年11月12日甘粹再校

莫之许先生的几篇评论维权绝食行动的文章

（这几篇主要写在维权绝食时期的2006年的文章，简直就是一个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行动纲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心中的许多疑惑。）

化繁就简说民主—我眼中的维权绝食之一
作者：莫之许

前些天去万圣书苑买书，好家伙，有关民主的书整整一书架，有关宪政的书还是整整一书架，不由想到，尽管民主的现状在中国依旧很不如人意，甚至有关民主的的认识（这一架子的书就是证明）也依旧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民主之于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话题，确实可以肯定的。


是的，我们要民主，由此我们也展开了什么是民主，以及如何达成民主的长期认识和讨论，在这里，我不打算从观念的角度入手，倒是想用一个更经验的方式来谈一谈。我想问的是，什么是中国民主实现的标志性事件，以及，要实现这一标志性事件，需要经过怎样的步骤？

我认为，中国民主实现的标志性事件，是且只能是一次由选举决定的和平政权更迭，只有到了那一天，中国的民主才算是真正实现。进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逆推，要实现这一标志性事件，将有如下几个关键性步骤：

1、要实现和平的政权更迭，首先需要有参与选举竟逐政治权力的合法反对党；
2、要出现有竟逐政治权力的合法反对党，首先需要有公开其政治主张并不受干扰地活动的政治团体；
3、要出现有公开其政治主张并不受干扰地活动的政治团体，首先需要能够公开表达政治主张并不因其主张受到干扰和追究。

其实，只要把1、2、3的顺序颠倒过来，就会发现，3就是我们常说的言论自由，2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社自由，我的分析并无丝毫新意，但之所以这样分析，不过在于强调其间的实践顺序，毕竟，自由民主不仅仅是价值和理想，也是实践和行动。

刘晓波先生最近文章指出，言论自由乃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最初一环，而我在此愿意再补充一句的是：政治言论自由乃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最初一环。因为，检验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否真实存在的检验标准，不是一般之言论与结社，而是政治言论与政治结社。因为，只有所有言论都自由，才是真言论自由，也只有所有结社都自由，才是真结社自由，而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可能对统治者造成威胁的政治言论和政治结社，必然是所有言论和所有结社中最后实现的自由权利。只有政治性的言论自由实现了，才可能出现政治性的结社自由，也才有政党竞争出现的可能，也才有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那一天。

那么，怎么才可能获得政治言论之自由呢？多年来，受有意无意的误导，许多朋友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同于所谓的开放报禁和开放党禁，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从理论上讲，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都不是政府所赋予的权利，政府对言论和结社所施加的禁止本身即属于违背人权的举措，因此，从个体而言，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不待政府开禁，即可行使；个体行使权利而受到压制，固然表明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该权利并未得到有效落实，但个人自由言论和结社的权利本不来自于政府的许可，而可以自由行使，且这一自由行使本身就是最终全面有效落实的不二途径；因为，从实践来讲，只有言论自由的实践无可禁止的时候，方是政府不得不开放言禁之时；只有结社自由的实践无可禁止的时候，也才是政府不得不开放党禁之时。

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要让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个体依据其自由行使政治言论的公开表达，乃是最为基本也最为迫切的行动。感谢互联网的出现，虚拟世界里的公开表达已经成为了现实，进而，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将虚拟世界里已经可以公开自由地表达的自由，移植落实于现实的土壤，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将虚拟世界里的那些声明那些签名，带到现实世界里，不再是对着ID发言，而是对着活生生的人宣读；我们所要做的，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当然，也需要一定的勇气。

我个人以为，中国自由民主之路看上去非常遥远，但是，化繁就简看民主，其实也就这么几个步骤，也就这么几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既然虚拟的言论表达已经可以自由涌现，那么，将其扎根于现实的土地就不再遥远；进而，既然言论表达可以实现，那么同声相求地共同表达，也就不再遥远。。。。。。从实现自由民主的最终目标来看，似乎长路漫漫，而从当下可以达成的追求来看，其实有努力就有收获。

从这个角度看高智晟和郭飞熊、胡佳等人所参与的维权绝食运动，不难看出，这就是一次政治言论的公开表达，从郭飞熊等人的新华门之行，直到现在的继续坚持，都是在现实的土壤上，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其观点容或有对错（我本人就不赞同他们的许多看法），但其表达的努力，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因为，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政治言论自由的空间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通过他们的努力，达成政治言论自由的那一天将会提早，而不是推迟。

4/1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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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脏，但并不更坏——我看维权绝食之二
作者：莫之许



那天和胡佳夫妇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吃饭，我发现，经过40多天的关押和30天的绝食之后,胡佳还是那么的有生气，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的灿烂。我当然知道，这首先要归结于胡佳本人良好的心态，更要归功于胡佳那让人敬佩的妻子，但是，我也不由得想到，如果换成另一个时代，或许，我们既无缘在40多天后再见到胡佳，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又再见到他阳光般的笑容。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近年来，官方对各种政治异动的打压在表面上一直呈现出某种矛盾的状态，我个人以为，这里面存在着三种表面的矛盾：首先，是重判与轻判的并存；一方面，是对包括新青年、许万平、师涛等人不减严厉的重判，一方面，则是对刘荻、杜导斌、孙大午等人出人意料的相对宽纵；其次，是行为上的严管与言论上的宽纵，近年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行为控制并未撤消，甚至连看管也未减少，但是，对于政治异议人士的言论，却近乎默许，刘晓波先生的大作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陈子明先生主持的网站，也在官方的眼皮底下，存活过很长时间，更为显著的是，王怡、余杰、焦国标等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所发表的政治异议，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连其出入境自由也未受到影响；最后，是轻知识分子重草根民间，轻言论而重活动，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格于国际压力和知识分子在国内本身的影响力（尤其是这影响力依托互联网而日益放大），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基本被处于宽纵的状态，但是，无论是民间自发的上访或维权，还是知识分子试图走入民间，都受到远为严重的打压：李柏光、赵岩、陈光诚，郭飞熊等人的遭遇与上述王、余、焦等人的境遇之别，就是例子。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些矛盾有可能出自各执法单位、各行政地方当局的政治敏感性不一致，但是，以我个人之见，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着统治当局的意志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上述看似矛盾现象，其实在透露出官方所划定的底线，那就是：严厉惩处与官方认定的境外敌对势力有接触的行为，如师涛；严厉惩处组织化的企图，如新青年；严密防范现实的串联，所以要严管行为；严密防范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结合，如李柏光、赵岩、陈光诚，郭飞熊。而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不得不迫于形式，而作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读高律师与丁老师在此次维权绝食中的分歧之所在。由于高律师所倡导的绝食维权，几乎是在所有官方设定的底线上进行了全面的突破：首先，是与境外势力始终保持着互动；其次，各地联动的绝食步骤，当然脱不了组织化的嫌疑；其三、已经有了与访民的互动。由此，丁老师的关心是合理的，她的担心在于，如此全面的对底线的突破，是否会有损于巩固夯实已经取得的底线以上的自由，因此她呼吁不急于全面挑战底线；而高律师则以为，这些由官方设置的单方底线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当然有挑战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我更倾向于高律师一边，我的看法很简单，在没有正式的宪政保障之前，自由的保障在于张力而不在于承诺，也因此，对于底线之上自由的巩固，恰恰在于底线的不断突破，只有在最前沿有持续的张力存在，已经获得的自由，才可能被真正地巩固。

但是，对于底线的挑战与突破，不可能一下就达成。人类社会的悲哀就在于，人们并不能彻底自由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而总是需要有统治者的存在，所谓的自由，不过是划定了统治权力的边界，所谓的民主，也不过是要求统治的权力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任何政治权利的争取，就不能不是在统治者意志下的挣扎和争取，也因此，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 ----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回到这一次以郭飞熊被打事件为发端的维权绝食运动上来，我以为，高律师们尽管正确地选择了对底线的持续挑战，从而值得肯定，但是，以全面抗争的姿态，尤其是用绝食这一手段，却因为其缺乏渐进的可能和互动的空间，就不能不陷入旷日持久而寡有收获，从而在策略上值得商榷。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律师已经自由地回到老家又回到了北京，如今又自由地到达了成都，并将转道重庆奔赴上海，当然，随行的也依旧是大批的便衣，不受干扰的出行自由和如影随形的行动监视和限制都集中在了高律师身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的论点：目前远非一个毫无希望的时刻，倒是一个可以寄望的转折点，而要想抓住这一转折的时刻，我认为，高律师以及其支持者们，应尽早结束绝食这一手段，而回到更加稳健常规的异议表达方式上来，以回答我们时代的挑战，迎接一个真正权利时代的到来。毕竟，即使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获得的少许自由和权利，也完全有可能一朝而去，丁老师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与其用全面抗争和绝食这样的极端手段长期对峙，倒不如用更为具体也更为有节制的手段来挑战官方自行设定的底线，我相信，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成果并不会逊色，却会更加持久稳固。

4/1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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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之间论“天问”——我看维权绝食之三
作者：莫之许



朱学勤先生曾这样转述李慎之先生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朱先生还认为，这一问题是第一义上的真问题，并名之为“天问”：“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

是的，同在大陆度过了89之后的10多年岁月，我和朱学勤先生一样，对此一问题有深切的焦虑，而这也确实是一个所有人都曾思考过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产生，来自于89年间无情残酷的武力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一步也不能退”的政治意志，在当时，现实的残酷让人不能不相信这一点，自那以后，幻想统治当局改弦更辙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尽管一直不绝如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呼吁，其实并没有多少严肃的思考者相信这一可能，相反的是，民间知识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个体制是僵硬刚性的，既不可能主动地寻求政治改革，也不可能在压力下被迫展开政治改革。

早在89后不久，就有所谓“劫机犯”问题的出现，将中共比作虽然罪恶但却是不可替代地驾驶中国这艘航船的机长；未几，文学得多也精致得多的《黄祸》一书，同样也暗藏着这样的想象：在书中，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伴随着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彻底瓦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陆中国的政治氛围中，无情残酷的武力使用，以及骤然中断的改革进程，放大了这一想象；幻想破灭后的虚无，政治决裂后的愤恨，以及对死伤者的道义背负，使得束手无策不仅是一种现实，更是一种政治选择，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下，体制刚性作为一种假设被普遍地接受，并由此衍生出一种我称之为突变模式的演变图景，这种图景认为，没有任何现实的政治努力或挑战，可以对中共统治当局的行为构成约束，未来的变迁将主要来自于中共自身行为的后果。而由于中共自身行为往往是违反人心、道义的，其后果就不能不是灾难性甚至毁灭性的。

部分体制反对力量普遍相信，由于体制刚性的顽固存在，以及突变巨变的不可避免——这一预期由于苏联东欧的巨变而得到了加强，当下的主要任务就应当是蓄积力量，等待巨变，从而，这在事实上就选择了自外于统治当局推动的社会进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图景也有了若干的变化：在早期，以89后改革的暂时终止为背景，主要以集权统治不思改革为线索，表现为黄祸式的权力内部斗争所导致的崩溃论；随着邓南巡以后的现实情势的发展，在90年代，主要以经济转型为背景，以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灾难为线索，表现为章家敦式的经济崩溃论；进入21世纪，又在新时代利权冲突背景下，以政府权力扩张和攫取为线索，表现为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崩溃论。在实践中，海内外民运直到今天，大体上仍延续了这一进路。

与此同时，在同样承认体制刚性假设的前提下，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思路：既承认体制刚性，又试图克服突变预期。在一开始，这仅仅表现为告别革命的呼吁和对全盘推倒重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警惕，并逐渐演变为寻求克服体制刚性的渐进变革道路的探寻；无论是90年代中期的市民社会论，还是近期的由法治而民主论，还是当下的维权政治论，都可以看作这一努力的延续。其主要特点在于，在不触及体制刚性最核心内核也就是权力不开放的前提下，尝试从非政治并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寻求突破：支持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支持民间社会的发育，支持司法改革并始终支持言论空间的拓展。

而在体制本身，情况也一直在变化之中。89事件的惨烈，使得统治当局不得不面对广泛的民心敌视，而不期而至的苏东事变，更是极大地加强了统治当局的危机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体制刚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然而，历史总是会开玩笑，1992年春，90高龄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这一戏剧性的表演，用一己之力重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而用经济利益这一现实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制持续刚性这一既定假设。从那时候起，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人员、资金、信息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使得大陆中国的面貌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90年代初的假设：地方力量的壮大，弱化了中央集权的效能；市场经济的确立，也缩小了政权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控制；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则让这一政权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修改自己的行为模式。

对于“告别革命论”者来说，这一变化支持了自己的判断，支持了体制刚性可以经过努力加以克服的论断，在这一背景下，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宪政中国的追求以及维权政治的展开，显得顺理成章。而在另一方面，立足于体制外力量的建构，在一个日益开放温和的环境中，也并非一无所获，通过签名、请愿、组织等方式，体制外力量在严厉但又逐渐消减的打击之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后，体制外力量依托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实现了海内外之间以及先行者与大众之间的广泛联系和互动，从而有了新的发展可能。

但是，上述的变化并未彻底取消“天问”的价值，由于政治改革的极端滞后，其所切中的核心问题依然突出：依旧不开放的权力结构、迟迟难以改革的金融体制、日益强大的垄断集团、膨胀的地方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掠夺。。。。。。所有这些依旧昭显出体制刚性的残存。时至今日，本文开头李先生和朱先生的对话所提出的“天问”依旧盘桓在当代中国思想者的脑海，体制刚性柔性之别和与之相对应的改良革命之分，依旧是我们时代的当然问题，而并未退出我们的视野，并继续期待着答案的出现。

一个远比90年代初复杂的“天问”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沿用老的答案，可这样却免不了遭到新事实的追问。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个体制确实逐渐地由刚转柔，从而理性的选择就是尽量延续这一进程，继续以去政治化的手段支持这一进程，那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诘问：始终不开放的权力依旧是这个体制的刚性核心，难道它可以不经过触碰就变得柔性吗？难道竟然可以通过回避政治而改变政治吗？

反之，如果同样简单地认为柔性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刚性的顽固残存，所谓的柔性不过是真实的谎言，从而继续等待突变就是合理的选择，那么。就需要回答这样的诘问：究竟是什么使得刚性就那么不可战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事变动和社会变迁之后，就真有什么东西居然一点变化都不会有，并且使得无所作为竟然成了唯一的选择？

所谓体制的刚性与柔性，指的是体制在社会压力面前是否作出适当及时调整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是否存在，只有社会压力确实存在的时候才可以得到测试。89事件的惨烈，测试出了当时的体制确实是刚性的，但17年后的今天，体制是否是刚性的，也只有通过社会压力与体制的互动展开，才可以清晰。换言之，如果仅仅以知识分子的方法，试图在纸面上观念推演并试图找到“天问”的答案，确实可能是无解，但如果以行动者的态度，在实践的展开中寻找 “天问”的解答，其实才是唯一正确的可能。

因此，对于那些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人士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是将这种乐观判断再往前推一步，如果由刚转柔确实是事实，那么，总有那么一个时刻，需要在一个不再那么刚性的体制面前，重新展开政治化的诉求。由此，所谓的非政治化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变革途径，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而对于那些依旧认为存在体制刚性的的人士而言，他们所需要做的则是暂时告别17年前的判断，回到当下来重新尝试一下，以测度当下的体制刚柔。

正是在这样一种看法下，我认为高律师、郭飞熊、胡佳们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直面了这一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截然划分的两分法所带来的困境，并且我还认为，通过他们所展开的和平的建设性政治异议，有可能实现对悲观的非政治化和更加悲观的突变论的双重超越，一方面，它继承了非政治化追求建设性的一面，开始了与体制的政治性互动，并以体制的最终转变为追求，从而避免了体制外追求高蹈但又无所作为的尴尬；一方面，它又继承了体制外抗争政治异议的一面，为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提供了新的增量，新的选择可能。

这样一种建设性政治异议的涌现，可以获得比以往的非政治化和体制外两种努力更大的成果，首先，通过他们的努力，那些已经通过非政治化的社会进程而获得的成果，可以经由政治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这一扩大当然只能来自当下的争取——而最终获得不可逆转的确认；其次，通过他们的努力，所谓突变的刚性基础——也就是统治当局行为不受社会力量约束——也将得到彻底的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律师们的努力尽管从表面上看因为其决绝的姿态而显得很紧张，但其实，却是自 89年之后，第一次重新建立起了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可以看作是解决体制刚性这一“天问”的一个可欢迎的尝试。最后，建设性政治异议的出现，会把包括89的重新评价等诸多问题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从而将我们带回到刚柔“天问”诞生的起点，并通过在长期的或许不乏紧张的体制内外互动中，真正实现的政治和解，并最终解决这一“天问”。

也因此，正如在本系列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样，我把高律师们所展开的维权绝食定位成政治异议的表达，而且，我还希望这一政治异议更加有建设性，也更加能包容非政治化追求中的善意互动与体制外追求中的合理诉求，并将二者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诚如是，我以为这将是一条有希望的推动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并回答 “天问”的途径。

4/2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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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之行
作者：莫之许



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


——作者题记

对一个盲人的超期羁押，不准保释，以及莫须有的起诉罪名，连同接二连三地发生阻扰律师取证、扣留其家人等践踏法制的行为，使得我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赶往沂南县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没想到，这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快乐理由一：原来没有黑社会

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之前，对于出手骚扰律师和志愿者的众多当地“暴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官方买通的黑社会还是官方的“自己人”，其实心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些年来，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倾向一直被广为关注，也确实发生过政府官员借黑社会之手实现个人目的的案件，但是，具体到陈光诚案件，由于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当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况下，地方当局如果有意识地利用现成的黑社会势力，必须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这在我看来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这将开创地方一级政权为政治目的而利用黑社会势力的先例，其性质之恶劣，难以言表。

所幸，我的这个疑问在沂南法院门口得到了回答。冲我们而来的数十名大汉，个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且毫无地痞流氓之匪气，更多的却是成竹在胸、有峙无恐的 “大气”，在冲突中分工明确，盯人准确，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死命抱住同伴，试图保护摄像机的时候，一个黄衫汉子从后一个锁喉，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将我放翻在地，显示了很强的专业素质。而在另一场冲突中，一个汉子用手死死掐住我的上臂，即令我动弹不得，所留下的指痕，居然经日不退，可见其功力多么深厚。后经旁边百姓指认，据称，这些人就是当地刑警，正与我的观感和判断相吻合，原来，当地政府毕竟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社会联手，而是自己假扮成了黑社会。

前几个月，针对当前的维权态势，我写了一篇叫做“更脏，但并不更坏”的文章，认为：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这一次，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啥叫“遮遮掩掩”，又啥叫“偷偷摸摸”。于是，快乐理由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确实没有啥黑社会，只有权力“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伪装而成的所谓黑社会；也确实是不再“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了。

快乐理由二：原来没有暴徒

在离京出发之前，心里难免有些忐忑，脑海里不时闪动着这样的场景：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口，突然涌上来一群面目狰狞之徒，一言不发即行动手，确实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但是，就在东师古村村口，走近那一群人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尽管有几个年轻人眼中有兴奋，有躁动，但更多的人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口中发出的声音，手上施加的动作，都更像是牵线木偶的举动，而不像是无理性的狂躁冲动。

一个搞笑的场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就在一伙人合力把车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真要掀啊，要不要请示一下你们的领导？”就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样，几秒钟之内，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了：“别掀了。”于是，刚才还一同发喊要掀车的人，听话地把车又放回了原处。我注意到，光着身子站在当地的所有同伴，都有点忍不住好笑起来。

原来，所谓的“暴徒”，不过是地方当局所用来制造恐惧的工具，我们后来也得知，这群人当中，有县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有当地的治保干部，比起上午的正规军来，这帮人训练不足，所以也有将邓永亮扯翻在地拳打脚踢之举，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上午的人一样，都是权力用来阻扰我们形使法定权利的工具，都是“遮遮掩掩地限制”的形式之一罢了。在我看来，不过是是一种赝品，很难给人以真正的恐惧，在这个夏日午后的阳光下，尽管我被这些所谓的“暴徒”追着打着，撕扯着我的衣服，推拉着我的身体，可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只想着如何把被撕烂的衣服藏起来作为证物——而我也确实成功地把它藏了起来，作为我这一次快乐旅游的最好纪念品。

快乐理由三：原来真不更坏

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逾越的地方，尽管我也知道，这样的举动在试图严办陈光诚的官权眼里，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挑战，但是，最终却只能假手伪装成“村民”的几十双手，在一阵骚动中不由分说地撕扯掉它，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行进在这一片土地上，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进出派出所，也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来——虽然自由地去，却是光着膀子了。

这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将使用文化衫表达异议和异地声援，提升到了被允许的底线之上了。同样，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就在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站在县法院门口合影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隔着一条街依旧打量着我们的那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确信，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们背后的权力在想什么。由于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权力本身早已经明白，那种全面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已经并将彻底地失效，这也就是所谓法制社会之所以不得不被提出和推行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也更加明白，只要这个社会必须依据规则而统治，那么，制定规则的规则也就是民主规则的涌现，也同样不得不被提出。于是，权力所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依据规则而统治这一本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举措，所以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甚至神经分裂的执政行为。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进程没有倒退逆转，只要统治者尚没有失去基于利益计算的理智，我相信，依据规则而统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必然在此基础上迎来民主规则的奠定。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的是，虽然是姗姗来迟，110 还是出警了，也接受了我的报案。我几乎可以肯定，为我做笔录的人和抢去摄象机的人本身就认识，因为他甚至都忘记了向我询问抢劫嫌疑犯的特征就准备让我签字，还是在被提醒后才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番。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忍不住想笑的场景啊：询问的人不仅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被询问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被询问人也知道询问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两个人却依旧要在哪里履行报案和笔录的游戏！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双方都还共同接受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规则，所以才合力演出了这么一场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游戏。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也说过：“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一幕显得是如此滑稽，但这滑稽中恰恰隐含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则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以至于无论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需要对这一规则表示服从，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规则已经开始取得超越对立双方的力量，而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真不更坏的现象。

由义正词严的镇压到滑稽可笑的恫吓，大概既是末日独裁的无奈，也是民间抗争的无奈。不必怀疑滑稽戏的终将收场，但收场的方式仍然喜剧，套用著名诗人爱略特的名句——末日独裁的坍塌，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于是，带着快乐的三个理由，我们几个网友施施然离开了鲁西南，前往泉城，寻找在当地却素未谋面的网友，等待我们的，是美酒，是网友初次见面的典型场景——恭维与争论齐飞，八卦与主义一色。

2006年7月25日 补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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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中国需要他
作者：莫之许



和胡佳没见过几面，印象较深的是，前年（2006年）他刚结束几十天的拘禁之后。当时的他，虽然历经数十天艰难的生活，却依旧显得镇定从容，神态也很健康。因为我一直在为维权绝食的朋友们的安全担忧，见到他终于放了出来，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心里颇为高兴，为此还专门写过文章，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此后就主要是电话和MSN上的联系交谈了，因为在此之后，他断断续续总是被软禁在家。即便这样，在山东临沂，或是在高律师的门口，当我和一些朋友想传达什么消息，或是打听什么信息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想起他。久而久之，北京通州自由城中胡佳的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新闻发布中心，我的朋友彭定鼎曾去他家探望，却不得其门而入。我们这些自由的人，却要通过一个被软禁的人了解信息，听来匪夷所思，但也正是胡佳的价值。

07年的2月，胡佳去了一趟香港，我也特别地为他高兴，以为这将是他彻底自由的开端。然而，先是因为替缓刑中的高律师发声，后是因为陈光诚妻子的来访，胡佳又一次次地遭到了软禁。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行为，难道，胡佳能够不为高律师传递消息吗？难道，胡佳要将一位求助的弱女子拒之门外吗？或许在当政者看来，这是一种挑战和叛逆，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尽一点为人的义务而已。而我也一度以为，容忍度越来越大的执政当局，是可以继续容忍的，毕竟，一个被软禁中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就是年底的抓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还处在拘留阶段，而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家中，连与律师联络都不能。在一个威权社会里而有政治异议，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而执政者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这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对于一般的异议人士来说，总是试图克制自己的言行，而做有坚持的持续突破——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突破，在我看来，胡佳的所做所为，其实并没有超越这一范围，那些经他转托而发出的讯息，不经过他，也一样封锁不住，别忘了，这是一个手机和网络的时代；而他对国保的斥骂，也不过是被非法软禁下的激愤，与非法软禁相比，究竟哪一个更恶劣呢？胡佳这一年来的所作所有，在我看来毫无任何的颠覆性可言，而只是对一些他所认为的价值的坚守。

正因如此，胡佳的行为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就在被抓前不久，他还刚获得了由记者无国界组织颁发的国际人权奖“中国奖”。普遍的推测是，胡佳的被抓是为了在奥运前消除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可我就不理解，一个和平和开放的盛会举行所能传达给世界的讯息，将是何等的强烈，岂是一个小小的胡佳所等抹杀和掩盖的？中国既然选择了开放，也就势必会拥抱自由，在开放与自由中就总是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别说这种声音其实是会促进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的发育的，就算这种声音毫无价值乃至刺耳，但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是对开放和自由最有效的辩护吗？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是“开放的中国迎奥运”的最好宣传吗？

自从1989年悲剧和冷战结束以来，出于政权危机的恐惧，执政者在长期奉行一套所谓的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策略，对一切异议言行采取严格打压的措施，这一策略至今虽有变化，而远未结束。可是，自从1992年以来，执政者又同时推行了一套市场和开放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中国日益由一个前现代的封闭简单社会，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复杂社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势必会有不同的利益和利益间的冲突，迅速变迁的社会进程，也势必带来不同的对于未来的相望和期盼，在这种情况下，异议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异议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现代社会稳定持续运行的必须，没有异议，也就没有更多的选择，没有异议，也就没有变迁的动力。因此，既然执政者选择了市场和开放的发展战略，就应该而且必须从产生于过去条件下的那种思维中走出来，抛弃那种将异议看作敌对的陈旧思维，进而寻找到一个包容异议和善用异议中的积极因素的制度方案。

可是，至少从胡佳的被抓来看，似乎这并不在执政者的考虑当中，或者说，至少还没有压倒那种陈旧的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可是，任何一个政权的稳定，除了国家机器的强力运用之外，更关乎人们对执政者的认同和支持，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这一认同和支持首先指向的是一套制度，一套能够允许人们合理地表达和追求的制度。如果非法的软禁，不合理的惩治始终会不期而降临到一个公民身上，或许展现了国家机器的强力，却摧毁了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即使对执政当局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

作为一个希望自由和开放能更多地降临到这个国土上的普通知识分子，我衷心地希望执政者能够体认到当下的社会进程，这一由执政者一手推动主导的社会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变迁，再也不可能屈服于那套陈旧的社会控制手段之下了。拥有越来越多自由、财产和梦想的中国人，也必然会渴望更多的权利，渴望更多地参与，渴望更多的民主。胡佳不过是以其热情和执着，走到了这一潮流的最前端，对胡佳的伤害，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进程的伤害和挫折，是对包括执政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伤害。我以为，这是个让人痛心的事情了，当它发生在“开放的中国迎奥运”的2008年，尤其如此.

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作者：亚·索尔仁尼琴
译者：李国海


　　从前，我们连窃窃私议都不敢。而现在，我们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我们聚在科学研 究所的吸烟室里，彼此敞开心扉，发发牢骚：他们什么勾当干不出来呀，哪件坏事不把我们拖进去！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他们却毫无必要地在宇宙方面大吹大擂。 他们加强远方的野蛮制度。他们挑起（别国的）内战。我们卤莽地花钱把个毛泽东扶植起来──而后却驱使我们去跟他打仗，只好去，有什么办法！他们想整谁就整 谁；他们把健康的人赶进疯人院。一切全是”他们”，我们呢，──无能为力。

　　事情简直糟透了。普遍的精神毁灭已经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肉体毁灭也即将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统统吞没。而我们却依然故我，总是怯生生地微笑着，含含糊糊地嗫嚅着：

　　”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去阻止呢？我们没有力量呀。”

　 　我们是如此绝望地失去了人性。如今粗陋的食物配给制，害得我们甘愿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我们的灵魂，放弃一切前人的努力和一切后代的机会──然而所有这 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我们丢了坚定，失了傲骨，也没了激情。世界的核毁灭我们也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早躲到了缝隙里面。我们只怕勇敢 地做事。

　　我们只怕落在旁人后面，只怕要我们独自采取行动──猛可里，我们发现自己丢了白面包，丢了暖气和莫斯科的户口。

　　我们在政治学习小组里反复受到灌输，要愉快地生活，一辈子循规蹈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

　　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以便自我安慰。根本不能全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只怪我们！

　　有人会反驳：的确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呀！人家堵住我们的嘴，不听我们的，也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才能迫使他们听我们的呢？

　　要说动他们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办法是把他们改选掉──可是在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没有选举。在西方，人们知道罢工，游行示威表示抗议──可是我们被折磨得胆小如鼠，我们对此都感 到害怕：怎么能一下子拒绝工作，怎么能一下子走上街头？近百年来苦难的俄罗斯历史上所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不幸的道路全都不是为了我们而选择，而且确实都是不 必要的。

　　现在，当斧钺开始砍人的脑袋，所有播下的种子都发了芽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想通过恐怖手段，通过流血起义和国 内战争使国家成为正义幸福之邦的过于自信的年轻人，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愚不可及。不，谢谢你们这些启蒙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知道，结果的卑鄙助长了手段的 卑鄙。我们的双手将是干净的！

　　难道就毫无办法了？真的没有出路了？莫非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地等待：什么事情会突然自动发生？……

　　但是，暴政永远不会自动放过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天天承认它、赞颂它和强化它，如果我们连它的哪怕最敏感的弱点都不肯唾弃的话。

　　唾弃谎言！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 是暴力很快便衰老了，没过几年，它已经失去自信。于是，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求谎言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 何东西可作护身符，而谎言也只有靠暴力才能生存。然而，暴力不是每天，也不是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对谎言俯首听命，每天参加 说谎──这就是”忠”字的全部内容。

　　其实，这里就有一把被我们忽视的、最简单、最方便的解放我们的钥匙：个人不参加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这一点，便打开了我们无所作为造成的虚幻链环上的一个缺口！对于我们是最容易做到的，对于谎言则是最致命的。因为，当人们唾弃谎言的时候，它简直无法生存下去。它象传染病一样，只能生存在活的机体中间。

　　我们用不着鼓足勇气。我们也无意走向广场和大声宣扬真理，公开讲出我们的想法，──不需要，这是危险的。只要我们不讲违心话就行了！

　　这便是我们的办法，在我们普遍天生胆小怕事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比（说起来怪玄的）甘地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

　 　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 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总之，由于我们畏首畏尾，还是让每个人去选择吧：是继续自觉地做谎言的奴仆呢（诚然，对此我们并不心甘情愿，但总要养家糊口吧，只好听任孩子在谎言里长大），还是抖擞精神，做一个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同时代人尊敬的老实人。若是后者，那么从今以后他：

　　──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他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

　　──不论在私人谈话，还是有许多人在场，都绝对不说这样的话，自己不做，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不讲解，不炫耀；

　　──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技术处理中和音乐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只要这样的游行集会与他的意愿相反；不举标语，不喊口号，只要这标语口号他不完全赞同；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当然，以上所举并非所有可能的和必要的抵制谎言的途径。然而，一个人只要心地纯洁，通过纯洁的眼睛，其他情况也容易分辨。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境况会不一样。有人会暂时失去工作。对于想堂堂正正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会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在开始时困难重重：因为，人生这所大学所 要回答的功课也充满了谎言，应当进行选择。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想诚实做人的人都无后路可退：每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即便从事最保险的技术科学工作，都 逃不脱采取上述哪怕一种行动──是老老实实，还是欺骗撒谎；是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还是做精神奴隶。

　　即便没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灵魂也罢──别让他对自己”进步”的想法而自豪，别让他自吹自擂，觉得自己是什么学者，什么人民的艺术家，觉得他受之无愧，代表了所有人──让他告诉他自己：我属于畜群，我是个懦夫。其实，我在丰衣足食时的做法，也与此一模一样。

　 　甚至这条道路──所有抵抗道路中最温文尔雅的一条，对于因循苟且的我们来说，也将是不容易的。但是，比起自焚甚或绝食来，毕竟轻松多了：火焰不会吞噬你 的躯体，眼睛不会烧瞎，而黑面包和白开水总归有你家里人吃的。被我们出卖、被我们欺骗的伟大的欧洲人──捷克斯洛伐克人，难道不是已经向我们证明，他们如 何面对坦克挺起毫无遮拦的胸膛，既然胸膛中跳动着一颗高贵的心？

　　这将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吧？然而却是可能的道路中最容易的。对于肉体来说是不容易的选择，而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唯一的选择。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哪怕只是几十个也罢，他们多少年来一直遵循着所有这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我们大家把这条道路看得愈是容易，愈是简短，我们便会愈加迅速、愈加踊跃地走上去！等我们有了数千人，那时当局将一筹莫展，无奈我何。待到我们有了数万人，我国面貌便会认不出来了！

　　假如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莫怨人家不让我们喘气，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喘气！那么，让我们继续鞠躬好了，让我们等待好了，当我们的生物学家兄弟能够读到我们的想法，他们准会帮助我们，让这样的一天快快到来。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