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世存
我在南国的雨夜里醒来，再也睡不着。听着暴雨的哗啦声，一时思绪杂乱得很。奥运会还有一天就要开幕了。那样的中国开幕式有多少人期待，也有多少人围观啊。不能躬逢其盛的我只能想象了，我想象当是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大舞台，我们中国人决心按自己的逻辑表演，台下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听说开幕式部分内容泄露还引起了国际纠纷，看来我们成心要给世人一个惊喜或奇迹或丰采了。多国政府的迎合之道，亦即我不曾展开的绥靖，是我们中国政府的福分啊。连当初一度雄心勃勃的牛仔布什此时也来北京傻笑，可见中国参与世界的游戏已经何其深入。
在这样纷乱的想象里，郭飞雄先生的影子突然地钻了进来，再也无法挥去。我跟飞雄先生几次有限的见面也回放了一遍又一遍。这让我不安，我跟飞雄先生三五次的见面串也串不出什么意思，却仍执着地加入了这夜半之际的想象。
第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下半年北京的一次杂志改刊会上。因为我编过杂志，故被主人请去出主意。在座谈会上见到了熟悉的李昌平，李昌平带了一个朋友，那朋友中等身材，衣着朴素，似乎是八九十年代一度时兴的青灰色布料。北京人一眼就能猜中的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白面书生似乎经历了不少江湖风尘，大概为了平衡读书人的形象，他蓄起了并不茂盛的小胡子，眼镜也取用一副窄边黑框，苍白郁积的脸色虽然显示他仍博览群书，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精干的。他的眼睛则清澈、单纯，尤其是在眼镜后面乱转时，更表明他旁若无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大家踊跃发言，李昌平的朋友很重视每一位发言者，听下去若有所思。他好像也发言了，不过似乎极为低调。等到正经会议结束，大家介绍时，才知道他叫杨茂东，在广东做出版等生意。杨专门跟我提到，他资助编辑的中国新诗年鉴迟迟未能面世，就是因为要把我的那首小诗《歌拟奥登》收进去，他说，不收这首诗，年鉴出来意思也不大。这样的话当然让我爱听。
等杨再到北京来时，他给我带了两本年鉴。看着自己的小诗跟诗歌界大家新秀的作品列在一起，我还是有点儿感动。杨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郭飞雄。我们在饭馆里吃饭，聊起文化界的一些事，他似乎也很熟。说起当时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杨说这种自发的活动有量无力，可能难以持续。杨似乎更热衷于谈维权，我却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好像极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他像一个闭门多年的工程师，对造车似乎烂熟于心，跟人交流的耐心不是出于学习，而是出于判断、归类、联谊。我想着要送他书，让我看看我的关注点，见面时却一再忘了带书。
跟杨通邮件时，他则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的兴趣，并关切知识界内部的争论。沈志华先生的朝战研究成果最早就是杨向我推荐的。而他自己，甚至花工夫写了一本历史小说《李世民》，2004年夏天出版，同时在报纸上连载。他很希望我能写点儿什么。我细读之下，发现他的历史长周期的大政治用心被历史本身的抒情取代了，一时找不到写东西的感觉。他后来也没有提这事，估计我的反应让他失望了吧。
那个时候，世纪中国网站还活着，杨偶尔在上面发贴子，他知道我是一个技术盲，就说如我有什么东西想上网可以代劳。我一度跟一些老共产党人有来往，当一位老先生把他们圈内流传的小诗《我们不会思想歌》发给我，说于光远等人很喜欢，问我可否上网。我就做了一个修改版发给杨茂东，杨果然很快贴到网上去了。今天还记得此事的老先生们，大概只知道他们喜欢的顺口溜仍贴在网上，却不知道这是被关进他们监狱的杨茂东先生的贡献。
非典的时候，我在最初的几天给知识界的几位有声望的中年学者写信。国难当头，在民工、学生和民众惶恐不安的时候，我希望知识人能够站出来说点什么，告诉承平日久的中国人如何纾难，如何解劫度厄。这些相互之间的通信大约十几封，当杨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信打包发给他看，他看后叹息不已，回复说知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呼之欲出。
好像也是在非典期间，世纪中国网站上有贴子讨论到我的思想苗头，一位叫“K六”的北京青年甚至在网上写了一封信，对我激烈地谴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激烈地否定中国社会的变化表示不满，以自由派的姿态奉劝我回头是岸。K六先生也笔涉时局：“单就目前的形势论，我不相信有别的地方的民众，在应对北京现实的‘非典’灾难方面，比现在的北京人做的更有理智，更高尚；也不相信其他的人在面临中国现在的局面下，能比胡温体制更有办法，‘完美’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尤其是在此时此刻中国复杂的局面下，挺胡温，是对现实负责，也是对良心负责。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杨和几个朋友都转了K六先生的信，希望我做一个回答，我就写了一封信，对K六们暗示我非他们自由主义一路冷嘲热讽了一番。信写得躲闪而随意，杨茂东却觉得不错，说是中国自由主义如真的这么讨论下去，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他甚至也给我们划线，自由左翼自由右翼，至于他自己，他说自己是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但自由主义的讨论并没有什么展开，倒是维权活动在社会上日见轰轰烈烈起来。维权运动、宪政主义、政法系，等等名词流行开了。杨来北京的机会似乎多了，但我们见得也少了。他似乎卷入了维权活动中，参加了不少圈子的聚会。而这些聚会基本上跟我没有关系，大家虽然很熟，但我实在不是某门某派的信徒，听着熟悉的人在一起聊起宪政原理、法治主义，总是云里雾里。他们那么忙，而我是那样的闲，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说，你们开会时，我也去听听吧。朋友说，啊，这些理论问题、细节问题，你可能听不懂。我也就哦哦两声算了。多年以后，我才回过味来：伟大作家的作品确实不朽啊，阿Q当年要参加革命时，假洋鬼子说过，NO，这是洋话，你不懂。
想来博览群书的杨茂东先生是听得懂的，而且听说他那时已经以郭飞雄的大名名动京畿。飞雄是飞熊的另一种写法，后者是辅佐文王武王奠周八百年天下的谋略大师的别号。有人因此从中看出我们时代幸运的意味，有人也担心他是另一个毛泽东或小的毛泽东。毛泽东当年讽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说我们担心下一顿饭怎么办，他们却整天谈论明年中国的菜单。郭飞雄似乎没有毛泽东这种浅薄式的明快，他是就理论理，在理言理的。他好像很有耐心地听各种各样的学术理论、观念思潮。我能想象他的那些耐心更多地属于统战，因为他的理论准备对他而言已经足够。郭飞雄被请到不少地方开会、做讲演，他也是有激情的。我想他一定让人感觉到从风从雨的人生社会境界，对比小康日子的庸福追求，郭的人生显然更有时代意义。
但北京太大，这点风雨难以打湿到环路上，更别说长安街上。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态天怒人怨，以至于个案的维权无能表达民意民情，国内矛盾的宣泄或国民的自由表达借各种可能寻找出口或替代品。2005年的对日游行趁机出笼，而且听说对日示威游行的事件中有郭的介入，维权派、政法系的力量集结或显示竟借民族主义的号召，这样的学理确实是我不懂的。北京、上海的白领们都上街了。郭真的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完成了一次示威，实在是中国太需要事件和行动家了吧。不过，听说运动很快回到政府把握的轨道上来，而郭飞雄却被捕收押，他在里面绝食，长达数十天。
郭被无罪放出来的时候，打电话要来看我，我们约好时间，他来我家里。他没怎么说自己的遭遇，只说要回广东，向我道别。那一次我们没有吃饭，倒是太太翻腾出别人送她的一袋补品，要郭注意身体。郭似乎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嗫嚅着收下，就告辞了。
他回去后给我发过一两次邮件，就没有了音讯。我的邮路总是时好时坏，于是，要知道郭飞雄的近况就只有从网上从朋友们那里得知了。他的活动越来越多，在震惊世界的太石村事件中，郭是最早参与对村民法律救援的人，这一维权活动自然又被强行打压，而郭飞雄的遭遇不比悲惨的村民好到哪里去。那样一个小小村庄的选举，村民们的权益牵动了他的心，他志愿去为他们宣讲政府的选举法。他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拘留，他再次绝食近两个月。后来看一个《小村的故事》，太石村维权的纪录片，那样一个令人悲愤的事件，叙事者的背景音乐居然是民间音乐：步步高，实在是诡异。而郭的绝食也实在绝错了地点，对甘地有效的行动对郭飞雄没有半点效果。
郭成了我们社会的英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英雄被我们这些庸众品头论足的时候居多。因为在风雨中，在乱局里，庸众们的稻草总是也不得不是现政府。对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庸众来说，郭飞雄这样搅动生存平安秩序的特立独行之士，大大地冒犯了他们。这是比政府的威福冒犯还要严重、还要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冒犯，因此，他们会像看笑话一样地看着郭飞雄。如果郭飞雄还不是笑话，他们就会把他们叙述成一个笑话。事实也巧得符合他们的愿望：郭飞雄的言行太离经叛道了。这种离经叛道并非跟政府作对，恰恰相反，他的一切都来自政府“庄严的承诺”；他背叛的是庸众们的改良主义、渐进路线、自由宪政学说――他实际上背离的是一种庸众理性。不敢拿着政府的条文承诺来批评政府的庸众们，即使面对郭飞雄也不敢直言不讳，不敢斗争或据理力争，他们无能在跟郭飞雄的同事或辩难中催生出一种中国人相处共存的议事行事方式，他们无能跟郭飞雄们共同创造出一种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运动，他们的人格、精神本质上要矮化得多，对郭飞雄，他们的选择自然是拒绝、回避、腹诽、攻击。
因此，郭的维权也好，跟政府叫板也好，更多地是在示众，而不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就听说北京不少圈子，谈起郭飞雄总是以摇头作结。给我印象最深的说法儿或评论是，郭飞雄活在自己的幻觉之中。这个判断也是我同意的：他有一些妄想症。推动历史车轮或前或后的英雄枭雄们，都有一些妄想狂。除非我们不要枭雄也不要英雄。人们评论说，郭飞雄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时间表预测完全是主观的，他是难以沟通的人，不能对话的人。从政府的爪牙们那里听到的评论也差不多，不过用词更明确直接：郭是疯子，神经不正常者，是垃圾，是傻逼。还有人说郭飞雄有野心，想做中国的总统，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说他在一次被政府释放后，他的姐姐近乎哀求地叮嘱他“千万接受教训”，“万不可再惹事”，他对姐姐的回答是一条短信：“中国的事情总得有人一点点去做吧？”
余王郭事件的发生因此几乎是必然的。余杰、王怡等人跟郭飞雄一起，被安排去白宫拜见布什总统。但他们临时决定，请郭飞雄出局。这种叛离或孩子式的侮辱令人吃惊，却极有市场。同情郭飞雄的人不少，但真正的社会悲剧在于，人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这个可怜者。可怜的郭飞雄并没有回到自身，回到内心深处反省；他几乎是愤怒地反击他统战过的对象，这样一来更让人们敬而远之。孤胆英雄也好，末路英雄也好，不少圈子跟他保持了距离。
如果不是政府“开恩”，把他再次收押，并判刑，把他牢牢地绑架到民主化进程中的献祭牺牲队列；我想象不出郭飞雄还会做些什么，又会有什么反响。在中国社会的新型生态里，郭飞雄不仅注定边缘，而且注定是要下场的人物。他如果还有机会上街打酱油，有机会去汶川灾区作秀，去瓮安县城做俯卧撑，大概会淹没在群众、志愿者、新新人类的汪洋大海里。他会被默杀的。他的追随者们或者分化，或者老去，他将四顾苍凉，一无凭借。
我曾经命名当代中国为次法西斯社会。最初我一度以为“次者”，次要也，跟法西斯政治社会的经典形态相比，次法西斯社会要钝缓得多、隐晦得多；很快我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次者，后者居上者也，跟一世而亡的法西斯政治相比，次法西斯社会的赖活时间要长得多。在次法西斯社会里，阶层、圈子、地域、种族各怀心事，他们被专制的绳索或松或紧、此时彼时地牵住，他们没有统一的自由诉求。他们是被国王绑架的斯德哥尔摩受害者，他们仇恨又依恋上这个王国了。显然，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也好，也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之一种，它们走到了尽头。路标已经转向，自由主义精英如果不作壁上观者，大概最现实的角色不过是二丑吧。而这些二丑精英实在深具庸众理性，在理性化的庸众或庸众式的理性没有演进成文明理性或现代公民之前，郭飞雄那样的离经叛道者注定不为这个社会所接受。而我们这些庸众的这个现实，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合理现实。
杜导斌先生曾例举湖北当代的五个人物，李昌平、郭飞雄、姚立法、杜导斌本人，我也忝列其中。英雄如花，瞬间即谢，除了姚立法还在坚守，我们多已离开了立身的枝头。当然，我相信李、杜的文章仍会表达他们的自由关怀。而郭飞雄却已经修成正果，他在历史长河里证得了大罗汉果位。瞬间即永恒。他追求自由的二三行迹将铭刻在历史和人心之中。他追求自由，自由也回报了他。我相信，即使在狱中，郭飞雄的心地也是自由的，跟一切“逃避自由”的庸众相比，郭飞雄已经获得了自由。
在这样的一个暴雨之夜，郭飞雄的事迹在我脑海里一一翻检出来。我不知道如何向人们介绍这样一个人。看过几遍的电影《勇敢的心》的最后场面却无来由地突然映现出来：为精英贵族背叛、出卖了的华莱士为国王逮捕，他被判当众处以绞刑。囚在马车中的华莱士从看热闹的人群中间经过，浸没在飞来的垃圾和恶毒的叫骂声中，他坦然自若。被吊上绞架，又在咽气前放下，面对主刑官袍上的皇家徽章，他爬起来仍沉默不语。在绞轮架上拉得关节脱臼，又到刑床上剖割，华莱士一直没有屈服。喧嚣的人群在他的坚忍中，渐渐静默。终于，一个人禁不住替他叫出了求告：“Mercy！”一个声音带动了在场看客的知觉，“宽恕”呼声在人群里扩散。连躲在人群中的战友都不忍心看他继续承受这样的折磨：“求你叫出来吧，就说一声也好，只要一个词，开恩。”主刑官不断怂恿着，当他以为华莱士终于要开口，说出那个让他保留一点征服者虚荣和尊严的词时，示意执刑者停止用刑。在所有人窒息般的等待中，华莱士倾尽全力长呼：“freedom！”
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
今天，郭飞雄先生还在狱中，北京的盛大仪式就要开始。我想起了看热闹的观众，一个伤心的女人，战友，背叛了的精英贵族，还有国王。还有那个字，“freedom！”
2008年8月7日始记，8月8日下午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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