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天堂相见：致中国的“基督七君子”及汪兆钧先生

作者：郭泉

2007年秋季学期，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做兼职教授，担任4个班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课堂上时常谈到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例如：“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等等。

课间有同学问：“郭教授，你真的不怕死吗？”我笑起来，说：“在这个独裁统治下生不如死，我怕生不怕死。”

后来，我被共产党剥夺教授职称，在告别大学同学的最后一课上，我送了很多我的哲学和文学专著给同学们。题字签名一律是“人总是要死的。某同学雅正。郭泉，年月日。”

2007年1月30日，我完成了《民主先声》的第119篇（《我现在已经成了史上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人了》），其中写道：

其实，我一直是个不怕死的人。其原委有三，第一，我的博士专业学的是中国哲学，其主攻方向是隋唐佛学圆融思想，其中的生死圆融不二思想让我早就参透生死了；其二、我教学的主要课程是国学，其中的仁学思想例如“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对我的影响简直就如同“武士道”对日本人的影响；第三，我是基督徒，耶稣明知道自己要被法利赛人害死，仍然走向十字架，死后复活升天。

在目前中国这样的生不如死的独裁专制统治下，死真的是一种解脱呢。古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话对我也适用的。

最近，不断地有人对我说，他们也有民主思想，但是却在“生死”、“家人”这一关上过不去。他们问我革命的动力是什么。我说，第一是人民的苦难，第二我是基督徒。

现在国内外已经有多个学术团体和政治组织在系统研究我提出来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模式。其实他们一直忽略了一个我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就是我的基督徒身份。我1995年在南京的莫愁路教堂受洗入教，并一直致力于儒释道三学和基督教的结合研究和教学。

基督教徒大体分为两类人群，一类是最大量的“很田园化”的信众，另一类就是著名的“文化基督徒”。我属于典型的“文化基督徒”。

基督教和基督徒（特别是文化基督徒）是世界民主的最伟大的推动力量。

入教14年来，我不断阅读圣经和了解基督教的发展史。最后，我整理出了基督教的主要民主思想，如下：

1、主张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济救贫穷人民。

2、提倡人民组党、多党选举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

3、强调人权和个人的进取性

4、对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强调法律、秩序和人民意愿

5、对于改变（如社会的结构）抱持着开放态度，反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专制独裁制度。

6、强调社会的团结（如福利国家政策、缓和贫穷、提倡经济公平）。

7、强调个人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团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的。

8、排斥以简单的暴力方式作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

我先举两个推动世界民主进程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历史事件：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要求与日俱增。1955 年12月1日，蒙哥马利城黑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被捕入狱，成为民权运动的导火线。在青年黑人基督教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民权运动队伍迅速扩大。金牧师被极端种族主义者刺杀后，在世界人民谴责面前，美国政府于1965年8月要求国会通过了《 选民登记法》。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是现代非暴力运动的典型，在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之中影响深远，它使人们看到可以通过合法的群众运动获得民主权利的可能，也使人看到世界必将走向民主平等的趋势。

其特点归纳如下：1基本目标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实现种族平等；2、规模空前，成果显著；3主要斗争策略：非暴力；4联邦政府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因抗议解除一名持不同政见的神父职务举行的群众示威，演变成骚乱。不久，布加勒斯特也开始了骚乱，军队倒戈。外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捕，并被秘密处决。救国阵线委员会取代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

下面我再来举几个我认识的一直在奋力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基督徒吧，也许大家知道他们的杰出的“世俗工作”，却不知道他们的基督教徒身份。

除我之外，全力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著名基督徒，还有我的好友任畹玎先生、孙文广先生、袁红冰先生、高智晟先生、郭飞雄先生、郑恩宠先生等等，再多的人名也不需要多举了，就我们“基督七君子”，就足以让中国的民运事业永远记住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贡献了。

2008年2月25日汪兆钧先生发表文章，也说到生死，与我同此心、同此理。

汪先生写道：如果我幸运，我能活着，我将对中国的产业技术革命有较大的贡献。当然，我对自己的命运也并不乐观。我这门“大炮”得罪的不是一般人，被利益集团收买的黑社会或某个极端分子，用几颗子弹或某个突发事件就可以把我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消灭，这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如果这样，这也算成就了我！如果说我汪兆钧生前的力量很小，甚至很可怜！那么我死后的力量就会变得无比强大！我的死会大大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感悟到这股强大的力量就使我现在不仅无所畏惧，而且内心非常充实！我的命运服从于国家的命运，我很幸福。

我与汪先生在新年伊始互通手机短信致敬问候，尚未谋面，估计我们的见面会遭致中共中央和北京地方和南京地方的所有中共警察全力围堵的。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汪大哥及“基督七君子”的所有教友、同志能在中国的民主天空下开怀畅饮。

如果，我们在这条带领中国人民奋进的民主之路上被中共杀害，也无妨，我们天堂相见！

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作者：查建英


一、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二ＯＯ八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八十块钱（大约十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一百五十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一九九九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二、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十三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十七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一九八五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十八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二十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一九八九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六月四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六月四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三、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四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四、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一九九二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一九九七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一九九八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八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四十四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四十七岁生日，我剩下的二十—三十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一九九八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六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四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一九九九年六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一九七Ｏ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一九九Ｏ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二ＯＯ二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二ＯＯ二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一九九Ｏ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七十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七、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二Ｏ五Ｏ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一九七八年，魏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十五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二ＯＯ五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二ＯＯ八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年4月号]

奥运开幕，怀念郭飞雄先生

作者：余世存

我在南国的雨夜里醒来，再也睡不着。听着暴雨的哗啦声，一时思绪杂乱得很。奥运会还有一天就要开幕了。那样的中国开幕式有多少人期待，也有多少人围观啊。不能躬逢其盛的我只能想象了，我想象当是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大舞台，我们中国人决心按自己的逻辑表演，台下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听说开幕式部分内容泄露还引起了国际纠纷，看来我们成心要给世人一个惊喜或奇迹或丰采了。多国政府的迎合之道，亦即我不曾展开的绥靖，是我们中国政府的福分啊。连当初一度雄心勃勃的牛仔布什此时也来北京傻笑，可见中国参与世界的游戏已经何其深入。

在这样纷乱的想象里，郭飞雄先生的影子突然地钻了进来，再也无法挥去。我跟飞雄先生几次有限的见面也回放了一遍又一遍。这让我不安，我跟飞雄先生三五次的见面串也串不出什么意思，却仍执着地加入了这夜半之际的想象。

第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下半年北京的一次杂志改刊会上。因为我编过杂志，故被主人请去出主意。在座谈会上见到了熟悉的李昌平，李昌平带了一个朋友，那朋友中等身材，衣着朴素，似乎是八九十年代一度时兴的青灰色布料。北京人一眼就能猜中的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白面书生似乎经历了不少江湖风尘，大概为了平衡读书人的形象，他蓄起了并不茂盛的小胡子，眼镜也取用一副窄边黑框，苍白郁积的脸色虽然显示他仍博览群书，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精干的。他的眼睛则清澈、单纯，尤其是在眼镜后面乱转时，更表明他旁若无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大家踊跃发言，李昌平的朋友很重视每一位发言者，听下去若有所思。他好像也发言了，不过似乎极为低调。等到正经会议结束，大家介绍时，才知道他叫杨茂东，在广东做出版等生意。杨专门跟我提到，他资助编辑的中国新诗年鉴迟迟未能面世，就是因为要把我的那首小诗《歌拟奥登》收进去，他说，不收这首诗，年鉴出来意思也不大。这样的话当然让我爱听。

等杨再到北京来时，他给我带了两本年鉴。看着自己的小诗跟诗歌界大家新秀的作品列在一起，我还是有点儿感动。杨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郭飞雄。我们在饭馆里吃饭，聊起文化界的一些事，他似乎也很熟。说起当时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杨说这种自发的活动有量无力，可能难以持续。杨似乎更热衷于谈维权，我却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好像极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他像一个闭门多年的工程师，对造车似乎烂熟于心，跟人交流的耐心不是出于学习，而是出于判断、归类、联谊。我想着要送他书，让我看看我的关注点，见面时却一再忘了带书。

跟杨通邮件时，他则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的兴趣，并关切知识界内部的争论。沈志华先生的朝战研究成果最早就是杨向我推荐的。而他自己，甚至花工夫写了一本历史小说《李世民》，2004年夏天出版，同时在报纸上连载。他很希望我能写点儿什么。我细读之下，发现他的历史长周期的大政治用心被历史本身的抒情取代了，一时找不到写东西的感觉。他后来也没有提这事，估计我的反应让他失望了吧。

那个时候，世纪中国网站还活着，杨偶尔在上面发贴子，他知道我是一个技术盲，就说如我有什么东西想上网可以代劳。我一度跟一些老共产党人有来往，当一位老先生把他们圈内流传的小诗《我们不会思想歌》发给我，说于光远等人很喜欢，问我可否上网。我就做了一个修改版发给杨茂东，杨果然很快贴到网上去了。今天还记得此事的老先生们，大概只知道他们喜欢的顺口溜仍贴在网上，却不知道这是被关进他们监狱的杨茂东先生的贡献。

非典的时候，我在最初的几天给知识界的几位有声望的中年学者写信。国难当头，在民工、学生和民众惶恐不安的时候，我希望知识人能够站出来说点什么，告诉承平日久的中国人如何纾难，如何解劫度厄。这些相互之间的通信大约十几封，当杨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信打包发给他看，他看后叹息不已，回复说知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呼之欲出。

好像也是在非典期间，世纪中国网站上有贴子讨论到我的思想苗头，一位叫“K六”的北京青年甚至在网上写了一封信，对我激烈地谴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激烈地否定中国社会的变化表示不满，以自由派的姿态奉劝我回头是岸。K六先生也笔涉时局：“单就目前的形势论，我不相信有别的地方的民众，在应对北京现实的‘非典’灾难方面，比现在的北京人做的更有理智，更高尚；也不相信其他的人在面临中国现在的局面下，能比胡温体制更有办法，‘完美’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尤其是在此时此刻中国复杂的局面下，挺胡温，是对现实负责，也是对良心负责。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杨和几个朋友都转了K六先生的信，希望我做一个回答，我就写了一封信，对K六们暗示我非他们自由主义一路冷嘲热讽了一番。信写得躲闪而随意，杨茂东却觉得不错，说是中国自由主义如真的这么讨论下去，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他甚至也给我们划线，自由左翼自由右翼，至于他自己，他说自己是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但自由主义的讨论并没有什么展开，倒是维权活动在社会上日见轰轰烈烈起来。维权运动、宪政主义、政法系，等等名词流行开了。杨来北京的机会似乎多了，但我们见得也少了。他似乎卷入了维权活动中，参加了不少圈子的聚会。而这些聚会基本上跟我没有关系，大家虽然很熟，但我实在不是某门某派的信徒，听着熟悉的人在一起聊起宪政原理、法治主义，总是云里雾里。他们那么忙，而我是那样的闲，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说，你们开会时，我也去听听吧。朋友说，啊，这些理论问题、细节问题，你可能听不懂。我也就哦哦两声算了。多年以后，我才回过味来：伟大作家的作品确实不朽啊，阿Q当年要参加革命时，假洋鬼子说过，NO，这是洋话，你不懂。

想来博览群书的杨茂东先生是听得懂的，而且听说他那时已经以郭飞雄的大名名动京畿。飞雄是飞熊的另一种写法，后者是辅佐文王武王奠周八百年天下的谋略大师的别号。有人因此从中看出我们时代幸运的意味，有人也担心他是另一个毛泽东或小的毛泽东。毛泽东当年讽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说我们担心下一顿饭怎么办，他们却整天谈论明年中国的菜单。郭飞雄似乎没有毛泽东这种浅薄式的明快，他是就理论理，在理言理的。他好像很有耐心地听各种各样的学术理论、观念思潮。我能想象他的那些耐心更多地属于统战，因为他的理论准备对他而言已经足够。郭飞雄被请到不少地方开会、做讲演，他也是有激情的。我想他一定让人感觉到从风从雨的人生社会境界，对比小康日子的庸福追求，郭的人生显然更有时代意义。

但北京太大，这点风雨难以打湿到环路上，更别说长安街上。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态天怒人怨，以至于个案的维权无能表达民意民情，国内矛盾的宣泄或国民的自由表达借各种可能寻找出口或替代品。2005年的对日游行趁机出笼，而且听说对日示威游行的事件中有郭的介入，维权派、政法系的力量集结或显示竟借民族主义的号召，这样的学理确实是我不懂的。北京、上海的白领们都上街了。郭真的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完成了一次示威，实在是中国太需要事件和行动家了吧。不过，听说运动很快回到政府把握的轨道上来，而郭飞雄却被捕收押，他在里面绝食，长达数十天。

郭被无罪放出来的时候，打电话要来看我，我们约好时间，他来我家里。他没怎么说自己的遭遇，只说要回广东，向我道别。那一次我们没有吃饭，倒是太太翻腾出别人送她的一袋补品，要郭注意身体。郭似乎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嗫嚅着收下，就告辞了。

他回去后给我发过一两次邮件，就没有了音讯。我的邮路总是时好时坏，于是，要知道郭飞雄的近况就只有从网上从朋友们那里得知了。他的活动越来越多，在震惊世界的太石村事件中，郭是最早参与对村民法律救援的人，这一维权活动自然又被强行打压，而郭飞雄的遭遇不比悲惨的村民好到哪里去。那样一个小小村庄的选举，村民们的权益牵动了他的心，他志愿去为他们宣讲政府的选举法。他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拘留，他再次绝食近两个月。后来看一个《小村的故事》，太石村维权的纪录片，那样一个令人悲愤的事件，叙事者的背景音乐居然是民间音乐：步步高，实在是诡异。而郭的绝食也实在绝错了地点，对甘地有效的行动对郭飞雄没有半点效果。

郭成了我们社会的英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英雄被我们这些庸众品头论足的时候居多。因为在风雨中，在乱局里，庸众们的稻草总是也不得不是现政府。对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庸众来说，郭飞雄这样搅动生存平安秩序的特立独行之士，大大地冒犯了他们。这是比政府的威福冒犯还要严重、还要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冒犯，因此，他们会像看笑话一样地看着郭飞雄。如果郭飞雄还不是笑话，他们就会把他们叙述成一个笑话。事实也巧得符合他们的愿望：郭飞雄的言行太离经叛道了。这种离经叛道并非跟政府作对，恰恰相反，他的一切都来自政府“庄严的承诺”；他背叛的是庸众们的改良主义、渐进路线、自由宪政学说――他实际上背离的是一种庸众理性。不敢拿着政府的条文承诺来批评政府的庸众们，即使面对郭飞雄也不敢直言不讳，不敢斗争或据理力争，他们无能在跟郭飞雄的同事或辩难中催生出一种中国人相处共存的议事行事方式，他们无能跟郭飞雄们共同创造出一种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运动，他们的人格、精神本质上要矮化得多，对郭飞雄，他们的选择自然是拒绝、回避、腹诽、攻击。

因此，郭的维权也好，跟政府叫板也好，更多地是在示众，而不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就听说北京不少圈子，谈起郭飞雄总是以摇头作结。给我印象最深的说法儿或评论是，郭飞雄活在自己的幻觉之中。这个判断也是我同意的：他有一些妄想症。推动历史车轮或前或后的英雄枭雄们，都有一些妄想狂。除非我们不要枭雄也不要英雄。人们评论说，郭飞雄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时间表预测完全是主观的，他是难以沟通的人，不能对话的人。从政府的爪牙们那里听到的评论也差不多，不过用词更明确直接：郭是疯子，神经不正常者，是垃圾，是傻逼。还有人说郭飞雄有野心，想做中国的总统，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说他在一次被政府释放后，他的姐姐近乎哀求地叮嘱他“千万接受教训”，“万不可再惹事”，他对姐姐的回答是一条短信：“中国的事情总得有人一点点去做吧？”

余王郭事件的发生因此几乎是必然的。余杰、王怡等人跟郭飞雄一起，被安排去白宫拜见布什总统。但他们临时决定，请郭飞雄出局。这种叛离或孩子式的侮辱令人吃惊，却极有市场。同情郭飞雄的人不少，但真正的社会悲剧在于，人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这个可怜者。可怜的郭飞雄并没有回到自身，回到内心深处反省；他几乎是愤怒地反击他统战过的对象，这样一来更让人们敬而远之。孤胆英雄也好，末路英雄也好，不少圈子跟他保持了距离。

如果不是政府“开恩”，把他再次收押，并判刑，把他牢牢地绑架到民主化进程中的献祭牺牲队列；我想象不出郭飞雄还会做些什么，又会有什么反响。在中国社会的新型生态里，郭飞雄不仅注定边缘，而且注定是要下场的人物。他如果还有机会上街打酱油，有机会去汶川灾区作秀，去瓮安县城做俯卧撑，大概会淹没在群众、志愿者、新新人类的汪洋大海里。他会被默杀的。他的追随者们或者分化，或者老去，他将四顾苍凉，一无凭借。

我曾经命名当代中国为次法西斯社会。最初我一度以为“次者”，次要也，跟法西斯政治社会的经典形态相比，次法西斯社会要钝缓得多、隐晦得多；很快我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次者，后者居上者也，跟一世而亡的法西斯政治相比，次法西斯社会的赖活时间要长得多。在次法西斯社会里，阶层、圈子、地域、种族各怀心事，他们被专制的绳索或松或紧、此时彼时地牵住，他们没有统一的自由诉求。他们是被国王绑架的斯德哥尔摩受害者，他们仇恨又依恋上这个王国了。显然，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也好，也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之一种，它们走到了尽头。路标已经转向，自由主义精英如果不作壁上观者，大概最现实的角色不过是二丑吧。而这些二丑精英实在深具庸众理性，在理性化的庸众或庸众式的理性没有演进成文明理性或现代公民之前，郭飞雄那样的离经叛道者注定不为这个社会所接受。而我们这些庸众的这个现实，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合理现实。

杜导斌先生曾例举湖北当代的五个人物，李昌平、郭飞雄、姚立法、杜导斌本人，我也忝列其中。英雄如花，瞬间即谢，除了姚立法还在坚守，我们多已离开了立身的枝头。当然，我相信李、杜的文章仍会表达他们的自由关怀。而郭飞雄却已经修成正果，他在历史长河里证得了大罗汉果位。瞬间即永恒。他追求自由的二三行迹将铭刻在历史和人心之中。他追求自由，自由也回报了他。我相信，即使在狱中，郭飞雄的心地也是自由的，跟一切“逃避自由”的庸众相比，郭飞雄已经获得了自由。

在这样的一个暴雨之夜，郭飞雄的事迹在我脑海里一一翻检出来。我不知道如何向人们介绍这样一个人。看过几遍的电影《勇敢的心》的最后场面却无来由地突然映现出来：为精英贵族背叛、出卖了的华莱士为国王逮捕，他被判当众处以绞刑。囚在马车中的华莱士从看热闹的人群中间经过，浸没在飞来的垃圾和恶毒的叫骂声中，他坦然自若。被吊上绞架，又在咽气前放下，面对主刑官袍上的皇家徽章，他爬起来仍沉默不语。在绞轮架上拉得关节脱臼，又到刑床上剖割，华莱士一直没有屈服。喧嚣的人群在他的坚忍中，渐渐静默。终于，一个人禁不住替他叫出了求告：“Mercy！”一个声音带动了在场看客的知觉，“宽恕”呼声在人群里扩散。连躲在人群中的战友都不忍心看他继续承受这样的折磨：“求你叫出来吧，就说一声也好，只要一个词，开恩。”主刑官不断怂恿着，当他以为华莱士终于要开口，说出那个让他保留一点征服者虚荣和尊严的词时，示意执刑者停止用刑。在所有人窒息般的等待中，华莱士倾尽全力长呼：“freedom！”

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
今天，郭飞雄先生还在狱中，北京的盛大仪式就要开始。我想起了看热闹的观众，一个伤心的女人，战友，背叛了的精英贵族，还有国王。还有那个字，“freedom！”

2008年8月7日始记，8月8日下午写定

郭飞雄：望推动中共监狱禁警棍电击男女生殖器

郭飞雄：望推动中共监狱禁警棍电击男女生殖器

——张青见郭飞雄指酷刑致伤残 律师说刑讯下审判肯定不公正

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12日上午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首次会见被关押近一年零三个月的丈夫。郭飞雄告诉妻子，他的身体因酷刑五、六处伤残，呼吁全社会关注禁绝酷刑。辩护律师莫少平坚持认为，郭飞雄无罪，刑讯逼供下的审判肯定不公正，应继续寻求法律救济。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12月12日上午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首次被允许会见被关押近一年零三个月的丈夫。

当天晚上张青谈会见经过。

她说：“今天早上十点多一点，我见到他了，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分钟。他一上来，跟我笑了，也跟我招手，人瘦，也比较白。”

问：“讲话的时候距离有多远？”答：“隔着非常厚的隔音玻璃，用电话讲，有警察在旁边听。”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曾经参与广东太石村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去年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拘押，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起诉，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的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辩护律师说，此事几年前已经处理过。

郭飞雄案起诉后，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会见律师自述遭到包括电警棍电击男性生殖器的酷刑逼供。

今年11月14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郭飞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

郭飞雄会见律师表示对一审判决不上诉，但保留申诉权利，委托妻子帮助他申诉。

张青说，这次会见郭飞雄，他谈到酷刑的后果：“他说他的身体有五、六处伤残，他们对他下了毒手，他的腰完全坏了，他们把他反手吊在后面，他的两个手也快坏了，他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他只说了这三个，其它的没有讲，我估计他怕我听了受不了。

他说‘中国的水太深了，总得有一个人来趟这个水’。

他说‘对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这种酷刑，希望中央政府真正地、彻底地制止这种反人道、反文明的酷刑。也希望社会的有识之士、有良心的人士，能够推动中国的监狱里禁用电警棍电击男性、女性生殖器的这种酷刑，这个实在是太丑恶了。’”

问：“他还讲了什么？”答：“他跟我说，他们也威胁过他以后还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跟我讲，每两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如果一个半月没有收到信的话，他可能在绝食抗议。现在马上要下到监狱里去，面临着人家给不给他带走他手边的个人用品。他有五、六十本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面写的读书笔记，跟政治无关，只是文学、哲学、英语。。。如果真的被人家扣押的话，他会绝食抗议。如果在监狱里受到其它虐待，他也会启动绝食抗议。绝食分两次，一次一百天，一次一百五十天，直到奥运会结束。”

张青认为：“他一再说的在里面遭受到的酷刑，这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并且这种伤是看不到的伤，他走路的姿势非常僵硬。在这整个案件里，以法西斯式的精神摧残和身体摧残来对付一个人，官方的目的就是打击他的意志，想让他不再从事维权、推行中国的法制民主。不可逆转的这种身体摧残比控制他五年时间更重要。”

张青谈到会见后她走到看守所门口，坐在那里的心情。她说：“心是很清凉的、冷静到极点的那种感觉。我坐在那里想了好久，接下来就（在那里）给胡锦涛写第四封公开信。”

在北京的郭飞雄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说：“毕竟当局是让她见了郭飞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提供一点儿意见，咱们始终还是认为，郭飞雄是受到刑讯逼供的，我们该去怎么举报，怎么提出再审，刑讯逼供逼取的一些‘证据材料’，是一种程序上的不公正。要求再审也好，请求检察院抗诉也好，这个程序是可以走的。刑讯逼供绝对是中国法律所明文禁止的，刑讯逼供状态下进行的司法审判肯定是不公正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是一个可以进行申辩、抗辩的救济渠道。

第二，郭飞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不适于羁押，作为亲属和郭飞雄本人，都可以提出‘保外就医’申请。

第三，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无论从事实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仍然不改变我们的辩护观点，坚持认为郭飞雄是无罪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